2007年3月22日 星期四

如果目前共产党政权即刻垮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作者: 海壁 如果目前共产党政权即刻垮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
——与陈破空先生商榷海壁陈破空先生写了篇文章:
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认为“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甚至连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机体顶端的‘小圈子’。当中共得以暂时挽救和苟延之际,中国民众却濒于危殆”。笔者虽然不同意陈破空先生根本否定中国近年来进步这种极为极端的看法,但至少同意他认为邓小平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远的不说,1989年六四如果不是邓小平,就决不可能开枪。根据现在所揭发的材料,到当年五月十日前后,中共政治局已经就和平解决这一事件达成了一致。且不谈毛泽东的语录“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早已深入全国人民的心,事实上示威的学生并没有提出什么出格的要求,而且整个群众运动一直保持着有秩序,和平的状态。如果不是邓小平,换个人来下同样的决心,还真办不到。假设当时政府与学生当时达成了某种妥协,无论此方案如何有利于政府,必然要包含两项让步:一是承认有一部分公民有不受共产党领导自行结社的权利(如高自联),二是承认有一部分公民有不受共产党监督的言论自由(如上街呼吁反腐败)。这两项虽然都是宪法权利,但除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变及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却从未享受过。这里所谓"一部分公民"的概念至少是包括几所高校的大学生,但很有可能会扩展到全体城市居民甚至是全国人民。笔者深信,在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中,有一些只要舆论自由就足以点燃并炸毁整个社会的大炸弹。一旦人民有了这两项权力,也就天下大乱了。事实上,从苏东波的经验看,一旦开放舆论,共产党政府没有不垮台的,中国政府在背离马列主义或者在言行不一方面比这些共产党政府都走得更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会意外地不垮台。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海壁:也谈“谁是今日中国的思想领袖”,提出目前如果共产党即刻垮台,马上就面临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中国的大型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如发电、水利、粮食等国计民生的基本方面从苏东波的经验来看,共产党政府一垮台,就立即陷于停顿。小国可以靠周围的市场经济大国给予协助,而大国如俄罗斯就陷入困境,对于中国,这就是灾难。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灾难似乎不在陈破空先生考虑的范围之内。在讨论私有化的过程时,许多网友对私有化的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很感兴趣,但对于在大国的市场经济中,大实业家,大资本的核心和骨干作用重视不足。在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是形成过一批金融寡头,但由于形成的速度太快,形成的过程中包含了过多的巧取豪夺。他们的所有权没有得到俄罗斯人民的公认。在克格勃政府的威逼利诱下,他们或者成为政府的附庸,或者成了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无法用他们手中的资本,来资助全国性的民主政党,代表人民对政府行使监督和选择的权力,并在民主的基础上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俄罗斯的各个全国性的政党都变成了政府的民主花瓶。这应当是民主化过程的深刻教训。在小国家中,国际资本可以在整个资本市场起到骨干作用,以抗衡政府的干预。而在大国中,如果没有富可敌国的大资本作为骨干,一个个孤立的实业家就不可能对抗政府的干预。其次,中国农民的承包田非常之小,对大多数农户,都只有三、五亩(1/5-1/3公顷)或更少。这些承包田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但在他们身强力壮的前提下可保障他们不至于饿死。却严重地阻碍了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共产党一垮台,土地兼并的浪潮不可能抑制,一旦大量失去土地,也没有生计、无法救济的前农民聚集起来,那时“天杀星”就下凡了。陈破空先生和诸多网友对此都不以为意,认为笔者是在杞人忧天。笔者却认为是眼前的灾难。很少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即使有个别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在存在强力政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施的解决方案(如限制兼并土地、救济失地流民)。如果共产党政权骤然垮台,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强力政权。对此,即使提出过解决方案的网友也不以为意。笔者对此很难理解。有些人在鼓吹土地私有化时,把抵制土地兼并的希望寄托在农民的良知上,殊不知良知常常是不可靠的。美国自有住宅的居民,平均每栋住宅的宅旁庭院大约有一英亩(相当于六中国亩)大,这就已经大于大部分中国农户承包地的面积。为什么有二亿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因为这点承包地产量太少,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要发展生产,把农田集中起来,才能得到更好的效益。即使农村的干部,他们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农户富了,把穷人从当地赶走,只剩下少数富裕的农户,对他们征得更多的税收有利。因此农田私有化之后,让现有的90%以上的农业人口离开农田和农业劳动,农产品的产量可能不会下降,而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增长10倍以上。如果中国对土地私有化不采取全国统一的态度,最早土地私有化的个别地区若能妥善解决卖地农民的出路(例如可采取国营工厂遣散职工,“买断工龄”的办法,以村委会的名义与卖地的农民签订离乡的合约,农民卖地生效时必须自愿承诺生为异乡人,死为异乡鬼,誓不还乡,如若违反,按被城市“联防队”抓获的盲流处理,甘愿受罚),有望表现出可观的先发优势,获得很大实在的好处。因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土地私有化将是一股不可能抑止的浪潮。先卖地的人得到利益,就鼓励了后卖地的人跟着卖地,大家都对国家的救济抱有希望,认为如果闯出来了,就发家致富,如果闯不出来,就躺在政府身上,城市里的贫民有低保,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低保?这将是很现实的思想,只要在实际上土地能够买卖,靠宣传来说服大家不要卖地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失地农民集中在一起,国家是不能救济的,越救济就越鼓励卖地,但国家又是不能不救济的,不救济就意味着逼他们造反,走到了这一步,即使耶酥基督本人下凡来处理,笔者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案。 有人也看出了大国与小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差别,就鼓吹在中国搞分省自治,各搞各的,那么流民,即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香港现在“回归祖国”了,但对于大陆的农民工,却仍然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香港有的资本家看重深圳特区的农民工,就鼓吹在香港也搞一国两制,引进中国的农民工,希望向深圳学习回避他们的社会福利。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要牺牲掉香港的言论自由和集社自由,结果这种意见无疾而终。很可能分省自制论的鼓吹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历史的插曲。袁伟时教授批评孙中山没有听取陈炯明的意见,反对搞分省自治,但他没有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孙中山和陈炯明站到一起,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黄埔军人就会另外推举出李中山或王中山,把原有的孙中山与陈炯明一起埋葬。在这个问题上是形势比人强。 陈破空先生写到:“但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那一句话惹的祸。”笔者对陈破空先生的思维方式完全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验已经告诉我们,在公有制下,即使开放了舆论自由和集社自由,也只能带来生产崩溃和更大的混乱。要让满脑子搞公有制的共产党干部改搞私有化,不用“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欺骗他们,让他们从发展生产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逐步地开放私有化,而是“一哄而上”宣布立即实行私有制,这怎么会是“有序过渡”?在公有制下,通过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有可能实现私有化吗?在大国中,私有化的关键是大型工商业企业的私有化,只有出现全国性的私有制大公司,才有可能资助全国性的民主政党,建立巩固的民主制的中央政权。在原先公有制,大家都一般穷的国家中,要培养出一班富可敌国的比尔 盖茨来并不容易,俄罗斯倒是出了几个利用银行贷款,投机倒把搞出来的金融寡头,但他们的财富并不为人民所承认,现在或者变成了政府的附庸,或者变成了监狱中的囚犯,没有人能够资助民主政党来监督政府,与政府唱对台戏。这怎么可能实现民主化?笔者对目前的共产党也不满意,打着左灯向右转,明明在搞私有化,却要说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明明在实践中反对马克思列宁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口头上却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严重地破坏了中华民族“以诚为本”、“重信誉”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此付出道德上的代价。但笔者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毛泽东,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为了心目中崇高的真理,就可以牺牲千千万万条无辜的生命。无论采用什么方式,能改善当代人民的生活水平,能逐步地向私有化和民主化发展就是一种较好的政策。如果陈破空先生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在中国重新建立私有制的、市场竞争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商业,笔者当然欢迎。如果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是从空洞的概念出发,就胡乱进行攻击,即使占用了如自由亚洲电台这样有崇高地位的讲坛,恐怕也不能说服人。大家都在重温六四,我贴本帖是顶风作案,欢迎大家万炮齐鸣,向我开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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