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日 星期日

從歷史歸屬看西藏和台灣

從歷史歸屬看西藏和台灣(台灣)陳政三 十四世達賴喇嘛說:「從歷史上看,西藏與中國是分開存在的國家,但從我的立場而言,『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更重要的是未來』,……我想展現的是,我並不主張西藏獨立」。 因此,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會談時,「選擇了面向西藏的未來而不是過去。在我們之間達成根本互信心之前,有關西藏歷史進行爭論,祗會帶來負面的作用;使得藏漢兩個民族解決這個問題更加困難.」 這雖是務實手法,不過中國方面老愛扯歷史,尤其「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這頂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加上「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1951.5〈十七條協議〉第一條),更讓藏人喘不過氣,毛澤東完全忘了曾向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36.7),「當人民革命在中國勝利之時,……西藏民族也同樣將組成隸屬於中國聯邦的自治共和國」。 十四世達賴喇嘛又說,「政治和藏中關係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說: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所能解決的問題,根據政治的需要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應該由歷史學家和法學家來解決」; 「西藏的歷史問題應留待歷史學家和法律專家研究討論,我看重的是未來,不是歷史」。 誠然,探究歷史真相未必有助解決「政治」問題;不過,研究歷史真相至少不會讓歷史表相或「強者歷史觀」橫行,妨礙了實際問題的解決.但由誰來解釋呢?用什麼角度來詮釋呢?相信不同立場的人解讀出的歷史觀,呈現出的也祗是「百花齊放」。本文試著「就歷史論歷史」角度,來探討藏、中、台三角關係.壹、「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想像共同體 中共喜稱「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因此台灣人與藏人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傳統或統派學者也抱持同樣觀點.因此,首先要來討論何謂「中國」?
殷商自稱「中商」、「中方」(卜辭)。「中國」兩字連用,首次出現在西周《周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指的是西周國土:「中國」兩字在《詩經》出現7次,《尚書》出現5次,系指「京師」或「國中」。如《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意指「京師」;周代較常用來表示天下或「中國」概念的有「四方」、「四國」、「四海」、「九州」、「有夏」、「區夏」、「華夏」、「諸夏」、「諸華」。《戰國策》〈趙策〉「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孟子》〈滕文公〉「陳良,楚產也,越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中國」的涵義早期指的是「在黃河流域建立的國家」,如夏商周;到了秦國,疆域擴展至長江流域以南;大漢則又拓展到更南、更北的地方;疆域最大的大清國,更無所不包。其間「成則王,敗則寇」的「正統」國家,包括來自邊疆民族之國(如五帝、周、秦、大唐、北魏國…等), 通通歸類成「朝代」,於是形成「斷代史」組成的「中國通史」。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的西方學者, 乾脆先以 「Sin,」 「Chins,」 「Sinae,」(秦),後以 「China」(支那≒中國)稱之,以免腦筋轉不過來。 藏經一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稱;宋代《翻譯名義集》(AD 1157)卷七〈諸國篇〉「脂那」條注曰「一雲支那,此雲文物國,即讚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記》(按AD 646)雲,摩言可至那,此曰大唐」。 可見,因日本侵略中國引起的反日心理,連帶使得日本稱呼中國「支那」、稱中國人「支那人」成了不受歡迎的「污衊」詞;其實原先未帶此意,還是贊揚「衣冠文物之地」的美稱.「中國」兩字,最常見諸清國對外條約,如清英《南京條約》(1842),正式國名「大清」,內文有「中國」、「中國人」字樣;其他如清美《望廈條約》(1844)、《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等,也有同樣記載. 最顯著的例子是清日間的條約,如《台灣事件專約》(1874)、《馬關條約》,使用的是「大清vs.大日本」,清方條文有「中國」字眼;但日方認為「中國」帶有大國沙文主義,因此所持有的同樣條約以「大清國」、「清國」字眼代替。 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諸夏人」以各屬的國名自稱,如「齊人」、「趙人」等;後來中原人士喜自稱「漢人」、「唐人」,無非羨其國力強大; 到明嘉靖廿八年(1549),一批囚禁福州的葡萄牙人發現「當地人稱歐美人口中的China為『大明』(Tamen),當時的Chinese自稱『大明人』(Tamenjins)」;另外,萬曆年間(1573-1620)海外的漢人稱中國為「唐山」(Tunsua)。早期台灣的族譜往往將大陸故鄉寫成「長山」或「唐山」,在漢移民的心中,「故鄉=長山=唐山≒閩南」; 1945年之後,稱外省人「阿山」,稱中國歸台台僑「半山」,稱仗勢的台灣人「半山」,也與「唐山」一詞有關.後來用「外省人」、「外省台灣人」(一般新住民)、「中國人」(統派新住民與統派老住民)稱之。
明清之交的荷、英文獻Chinese=大明國人,滿洲人=Tartar(韃靼);有時福州以北的漢族也被歸類為韃靼人。不過等大清政權於晚清因漢化關係,對外開始使用「中國」,常以「漢人」自居,因此涉藏的諭旨、奏摺,「漢官」、「藏番」字眼處處可見。 唐太宗曰:「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那是因為大唐宗室為漢胡混血,李世民「至少有四分之三胡血」。 至於「中華民族」,則是《紐約時報》1913年8月6日社論冠以「權位盡失的失意政客」孫逸仙(中山),於1920年為了否認革命期建構的「五族共和」,另創造的新詞. 於是原先曾侵犯「中國」的滿、蒙、回、藏,經過中國人的「同化」,連同其他弱小民族都被納入「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 不過,並未包含台灣漢人及原住民,因為孫逸仙死前一再交代「讓被日本統治的台灣獨立」。 如果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中華民族」那麼偉大、那麼可愛;則維持「西藏民族」,或營建「台灣民族」集體認同又何來罪大惡極?貳、「中國」魔咒——「台灣、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
「台灣(島)最早的祖國是荷蘭」,這句話或會引起不熟台灣發展史者的非議,但卻是史實。荷蘭人於1624年在台灣建立第一個政權,其他稍早來台的大明(或更早)及日本漁民、海盜(倭寇)、海商,如候鳥,偶涉足;至於原住民祗是部落統治,並未形成統治集團.倒是澎湖,則系由中原政權最早建立官衙─元順帝至元年間(1335-1340)、明洪武五-二十年間(1372-1387)都曾於澎湖設立短暫的巡檢司。 如此,「台灣第二個政權」為西班牙建立的北部殖民政權(1626-1642),後遭荷蘭趕走;不過須強調的是,直到二十世紀初,原住民仍擁有中央山脈廣大的山林區.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登陸台灣建立「第三個台灣政權」、第一個漢人政權─「鄭氏王朝」(「延平郡王」、「潮王」朱成功1662年2月10日與荷蘭簽訂和約,17日送走荷蘭人), 以迄1683年9月鄭克塽(成功孫)降清。中間,鄭經(成功子)默許荷蘭於1664年8月27日-68年10月18日在基隆建立商站。 台灣第四個政權為大清帝國,康熙帝本不想要這個「外國」,因施琅(郎)的堅持才於1684年納入版圖,設福建省台灣府,所以雍正、乾隆有「台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之語. 因此,「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要從1661年國姓爺登陸那天算起,雖然當時國名是「大明」。 有中國與台灣關係甚早之說,如秦代稱台灣「瀛洲」、三國期吳國遠征「夷州」;漢代稱「東」、「東鯷」、「東夷」;隋代「流求」;宋代「毗捨耶」;元代「琉求」,這些地方(毗捨耶屬菲律賓除外)經考證,實際都非指台灣,而是目前的琉球。 明初一度誤稱台灣為「琉球」,發現有更大的琉球群島,於是稱其為「大琉球」,稱台灣「小琉球」,後來又稱「東番」(全島)→「台員」→「大灣」(台南安平)→「台灣」(全島)。 即便上述「誤稱」都指台灣,也不過是暫時的過客,談不上政權建立。
至於「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說法,如認定在中原建立政權的國家都叫「中國」的話,安史之亂後,「吐番王國」還曾於唐代宗元年(AD763),把皇帝李豫趕出長安,另立李承宏(至少當了15天皇帝)。 因此,是否可說「藏人曾在中國(大唐)當了15天『太上皇』」? 西元2007年為藏歷第2133年,西藏(圖博)在西元前127年已有國家的建立,《隋書》稱為「附國」(前藏),七世紀統一成強大的國家,當時被大唐稱作「吐蕃」。 唐代文成、金城公主與藏王的通婚關係,顯示藏國的強盛;唐德宗建中元年(783)與穆宗長慶元年(821)兩國正式定盟,劃分疆界。 中原政權與西藏發生「藩屬」關係,在十三世紀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初創期,大汗轄下分為元帝國(中原),以及察合台、窩闊台、欽察、伊爾等殖民汗國,大汗尊奉薩迦(花教)法王八思巴為「國師」、「大元帝師」,後者及繼任者領有特殊的「政教結合」(政教合一)自治權,元世祖忽必烈在京城特設總制院(後改宣政院)專管,有事臨時設分院前往處理,首任院使一蒙一藏(八思巴),蒙古人與喇嘛團體在藏地分享軍、政權,形成特殊的「檀越(施主)與師傅」供養關係─「吐蕃宗教國」; 元代一百年間,皇帝以降都受國師戒教,向國師行膜拜禮. 以迄清初,藏地的蒙古勢力仍在,換句話說,大明政權並未進入藏地,祗是遙封藏地元代歸順舊官新職; 大明期類似國府末期藏中關係.假使「蒙古帝國=中國,所以西藏屬於中國」,那麼是否可說「中亞、東歐、前蘇聯亞洲之地都是中國固有疆域,因此自古屬於中國?」 清初西藏政治型態為藏王(土伯特國王)主持行政,喇嘛教主六世達賴(1683-1706)主持宗教,青海和碩特國王子拉藏汗主持軍事。 雍正五年(1727),清設駐藏大臣,次年抵任;乾隆十六年(1751)在拉薩建立噶廈(內閣),二十二年(1757)確立攝政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創「金奔巴瓶掣簽」制度以決定達賴與班禪之轉世正身,以及試圖拉高駐藏大臣地位(1793),與達賴、班禪平等。 基本上維持表面上的「供養」關係,朝廷有理藩院,地方另加三年一任、向朝廷打小報告的「監察人」─駐藏大臣(領有小批軍隊)。中晚期(1815-1875),從達賴喇嘛九世(1815卒,10足歲)、十世(1837卒,21歲)、十一世(1856卒,17歲)、迄十二世(1875卒,19歲)等暴斃、早夭的情形,顯示攝政當權的現象,反映了貴族權力鬥爭下的藏政。宣統年間曾有「設省」考量,不過並未實施。 1912年,中華民國革了大清的命,同樣的外蒙、西藏也去掉滿、漢勢力,1913年1月,外蒙與西藏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 1913-14年西姆拉會議(Simla Meeting)英國試圖讓西藏獨立,英、藏、中代表簽署「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中國擔保不將西藏劃為行省,承認外藏自治」草約,中國後悔,最後祗由英藏簽署(1914.7)。 從1912-1951年間,國府勢力除了青海、西康東半,無法真正進入藏地。西藏還是維持「左右逢源」、「夾縫中求生存」的策略:抗戰期間維持中立,阻止修築康印公路,設「外交局」(1942.7)。抗戰結束:派代表團參加新德里亞洲關係會議(1947.3);赴歐美尋求支持(1947- 48);派觀察團參與南京國民大會(1948.5),不過拒絕參加總統選舉;中原政權易主,驅逐藏地國府人員(1949)皆為顯例。 足見國府勢力無法進入藏地,這也使得中共1950-51年的「入藏」,成了「侵略」。假使「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就政權所及角度來看,「如果西藏屬於中國=蒙古(≠大明)=大清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中間有數百年的斷層。不說蒙古族是否承認「蒙古=中國」,單就中共不認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系從「古代的1951年」才開始。不提國際法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爭論, 單從中共的「中華民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角度,「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說法,可能祗在「未來的古代」才有可能實現;但也可能無法實現,因為不知誰活得比較久。
這種說法要是被加上一頂「數典忘祖」大帽子,那是否須到東非來個「尋根之旅」呢?參、藏、台的時空連結 「西藏和台灣」除了佛教,以及與中國牽扯不清的政治問題之外,歷史的脈絡上,還有以下幾點相關:(一)乾隆帝的「十全武功」:1787年12月-1788年春(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海蘭察率軍抵台,平服林爽文「順天國」事件(1787.1-1788.3) . 1791年冬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後藏,1792年5-10月福康安、海蘭察再度聯手,遠征廓爾喀,訂和約.兩次用兵同列為「十全老人」乾隆的「十大武功」。 到了1855年(咸豐五年),因貿易糾紛,廓爾喀再度侵藏,忙於鎮壓太平天國的大清已無力護藏,1856年放任廓爾喀與西藏政府自行簽訂條約,內有「廓爾喀與西藏均尊敬(大清國)大皇帝…廓爾喀與西藏兩國人民之爭訟,則由廓藏兩國官吏共同會審」, 透露藏、清關係趨近於近代國際法上的「宗主國(suzerain)與藩屬國(vassal state)」或「保護國(protecting state)與被保護國(protectorate)」的關係.(二)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滇案」:英國外交官馬嘉理曾於1871年(同治十年)派駐基隆;後調北京,1875年(光緒元年)2月21日在雲南與緬甸交界遭殺害,英國趁機與清國簽訂「煙台條約」(1876.9),附約允許英國派員經藏地往來清國、印度兩地。不過,1879、1886年英國2度試圖入藏「遊歷」,均遭「藏番」阻擋;後來因「諸多窒礙」清英「緬甸條約」取消了「英國派員入藏乙事」。 (三)從前述清國「入藏」奏摺、諭旨,處處可見「藏番」、「番眾」,顯然對於日漸「不聽話」的藏人心生不耐與「疏離感」,清初對藏人似未使用「番」字。而台灣早在大明即被稱作「東番」,清代台灣原住民則冠以「熟番」、「化番」、「生番」等字眼。 (四)1873年擔任駐打狗(高雄)海關稅務司的赫政(James Hart),在1888年藏軍三度抵抗英軍入侵失敗後,曾協助簽訂「清英藏印條約」(1890.3)、「清英藏印續約」(1893.12)。兩約明訂「哲孟雄(錫金, Sikkim)由英國保護督理」、允許英商在亞東(Yatung)貿易並5年免稅;枉顧藏人對外人通商、遊歷「無論如何誓不遵依」的抗議.(五)同為外國探險家的「樂園」:19世紀50年代起,包含傳教士、外交官、博物學家、秘密間諜等在內的外國探險家在福爾摩沙(Formosa, 台灣)與香格里拉(Shangri-la, 西藏)展開探險、勘查、博物搜集、繪製地圖的工作。台灣有必麒麟(W. Pickering)、馬偕(G. L. MacKay)、甘為霖(W. Campbell)等。西藏較著名的有創造「北方香巴拉(North Shambala)=俄國」、後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聯俄」智囊的布裡亞特蒙古人德爾智(Dorjieff),以及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 1888、1891年2度入藏北,1905年任駐華公使)。其中英國駐台首任領事、也是博物專家郇和(Robert Swinhoe, 1861.7-1866.3駐台,1854-73年駐清)發現台灣的動物與清國沿海地區動物關係有斷層,反倒與喜馬拉雅區(Himalayas)、馬來群島、日本關係較密切;還舉出「西藏熊」(the Tibetan Bear)為喜馬拉雅區與台灣及北清(North China)的共同品種.(六)都曾遭英國以武力打開門戶:1868年11月,台灣發生「樟腦戰爭」,英艦炮擊安平,導致次年訂定「樟腦和約」,台灣被迫取消樟腦專賣,允許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可以入內地遊歷、經商、傳教。西藏方面除了1888年抗英失敗,清英代簽下「藏印條約」、「藏印續約」;1903.12-1904.9榮赫鵬(Francis E. Younghusband, 1863-1942)率兵攻打西藏,達成藏英「拉薩條約」(1904.9),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往出奔北徙(1904.7-1909.12),流亡期間清廷小動作不斷,除一度革去達賴名號,還採取全權代表張蔭堂的「阻攔達賴回藏」、趁機「收回政權」、「同化藏人」、「改土歸流」、「增兵西藏」…等政策,埋下了1910年川軍入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南奔印度,以及1912年藏人驅逐中國勢力,宣佈獨立的遠因; 清英另於北京簽署「拉薩續約」(1906.4),把「拉薩條約」第九條:「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任何外國皆不准干涉」、「各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其人民享受。若允此項利權,英國均應共享」之「排外」規定(駐藏大臣未簽字,造成大清疑似包括在「外國」之列),改為「各項權利除中國獨享受外,不許他國及他國人享受。英國允不佔藏境、不干涉西藏政治;得在江孜、噶大克、亞東通商等埠架設電線」。 (七)都有「中國統治的斷層」:1912-1950年,西藏實際處於「獨立」地位,中國政權、治權不及於藏區;1895-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 (八)1949年橫跨藏、台的「蒙藏委員會」的連結:國府於1929年2月成立蒙藏委員會;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趁親國府的攝政熱振呼圖克圖(活佛)掌政(1934-1941),在西藏設立辦事處(1934);1942年西藏成立「外交局」;1949年西藏要求國府人員離藏。之後,依據憲法成立、堅持「西藏是中華民國一部分」的蒙藏委員會遷台,在毫無著力點下砸錢搞分化,如國府期的蒙藏委員會透過世亞盟2度邀請西藏流亡政府組團訪台,卻蓄意流出邀訪單據影本(1993、1994);當時委員長張駿逸與「四水六嶺」部分成員李唐阿塔等人簽下「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會議記錄,引起藏人反感(1994)。 (九)1949年9月2日《新華社》「解放包括西藏、台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社論。再度將藏、台聯在一起。國府與中共都忘了曾經答應讓台灣、西藏獨立(或自決)的承諾.(十)1997年、2001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跨世紀二訪台灣。這是台灣近期政治解凍、民主發展、國家定位彈性處理所促成。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雖限於「固有疆域」條文修憲不易,但對藏事已采人道關懷、促進彼此文化宗教交流等「改良」方式及角度進行。肆、共同的挑戰 (一)「外來政權」:歷史上,藏台兩地都經過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自認經過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已經擺脫「外來統治者」,所以有原先反對直選的「「新」台灣之子」稱,「祗要台灣選出的首長就是本土」。 而孫逸仙口中「中國…參雜…幾百萬西藏人…等。「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的西藏, 仍在「外來政權」統治下。 (二)漢人「開山撫番」策略:1874年「牡丹社事件」引起清廷對台灣進一步重視,開放漢移民、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在東、中、南部築山路,侵入原住民族的領域,此時是「漢vs.原」;日治初期加強對內山控制,也是「開山撫番」;國府期的橫貫公路、南回與北回鐵公路也帶有這種性質.同樣的,中國在西藏修築公路─川藏與青藏公路(1951-54)、新藏公路(1957),引進大量移民,2006年7月1日通車的「青藏鐵路」,更是舉世矚目,具有如同台灣史上的「開山撫番」類似手法。大批漢人vs. 土生住民族(natives)都曾在台、藏兩地上演,台灣已是「過去式」,西藏面臨的是「現在進行式」。這或許是已看出危機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1987年9月提出「五點和平計畫」(轉型成和平地區、放棄藏區漢化政策、尊重藏民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環保與禁核、立即進行藏中談判)的原因。 (三)與國家機器的抗衡:在自稱代表中國的兩個政府期間,台灣有228事件(1947)、白色恐怖(50年代起)、戒嚴(1949.5-1987.7)、紅衫軍運動(2006)。西藏有川軍入藏(1910-13)、馬步芳與藏軍衝突(1932)、共軍入藏(1950-51)310事件(1959)、戒嚴(1989.3)、反抗與鎮壓(1987.9、1988.3、1988.12、1989.3)。後者另有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起10年)的動亂.(四)統獨之爭:(1)台灣面臨的是「新舊漢人之爭」,舊漢人後裔移居台灣大抵百年以上,國家認同從「大明→大清→日本→中國→建構台灣主體意識」,身份從「漢人→台灣人→本地人→中國人→台灣人(閩南裔為主)」,血統有混入平埔族的現象,小部份(客家為主)與高山族血統有關. 台灣新漢人移民(外省台灣人)於1949年大量湧進台灣,大抵認同「一個中國」,血緣自稱「漢裔正統」,部分混入原住民血統,有些(因經濟或其他因素)「加入原住民籍貫」,因此身份認同有「中國人→新台灣人←中國人」現象。 台灣2,300萬人口結構,包含70%福佬台灣人(Holo Taiwanese)、15%客家人(Hakka)、13%大陸新移民、2%少數民族。 後三者「傾向泛藍(國親新系統)」,福佬台灣人近50%「傾向泛綠(民進黨、台聯)」,因此有族群認同分裂現象,國家定位從「一個中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過程紛擾不斷, 呈現目前數學式架構下的兩岸(國)關係:(泛綠)台灣≦「借殼上市」中華民國≦(泛藍)中華民國≦兩岸「憲法一中」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國演義」式的國際關係(美、中、台)情境,擺脫糾纏的過程,出現了「危險邊緣」的說法(會比1949古寧頭之役、1958八二三炮戰危險嗎?);其實蔣介石在退出聯合國之際,早有尋求「一中一台」的暗潮(1964〈台灣自救宣言〉):「兩個中國」雙重承認的未成功做法(1971); 以及「黨內異議份子」雷震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建議(1972)。 (2)兩個西藏問題:(a)地理上的「西藏本土」(中國藏區) vs. 散居海外的「流亡西藏」。兩個地方在各方面都差異極大,藏區祗能盼望一再落空的中國施捨,從漢人在中國、台灣的施政經驗看得出,這種「恩澤」決非天上掉下來的,是需要「流血流汗」抗爭得來的。海外藏人面對無法返鄉的煎熬,期盼中國給予香港、台灣的「一國兩制」不可得,各何況是「鬆散的邦聯」或類似歐盟的「大同盟」。 (b)可能的路線之爭。務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認為「多數的藏人都想獨立,但問題是西藏已經奄奄一息」,緩不濟急,因此選擇「中間道路」, 面對現實與中國尋求解決之道,但毛澤東以降領導人們都沒有自信心,認為「達賴喇嘛的魅力遠勝中國領導人」,所以一直挑毛病。不過追求藏獨的呼聲仍不斷,年輕輩如西藏青年會(1970.10成立)的宗旨之一即「追求西藏獨立」,惟另一宗旨又是「接受達賴喇嘛漢西藏政府的指導」,祗能按兵不動,其他年輕輩藏人也在尊重達賴喇嘛情況下,矛盾過日。 但假使與「以拖待變」的中國談判無法解決問題,那麼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可能再度高昂。 (c)「兩個十五世達賴喇嘛」的可能性。歷史上出現過「兩個六世達賴喇嘛」(1697-1707), 目前有「兩個十一世班禪」,都是政治力介入造成。雖然十四世達賴喇嘛宣稱「如果藏人已不需要達賴喇嘛,我將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且在建構民主制度過程將他的地位「虛級化」,留下「後達賴喇嘛」期的攝政委員會運轉機制,以及監督的議會伏筆,另宣稱假使西藏問題無法解決,他將轉世在「西藏以外的自由地區」;不過,並不能防止中國再度製造另一個「雙胞案」。伍、相異的特點 (一)對「中國人」與「漢人」的定義、觀點不同:台灣內部目前以認同角度、而非省籍或出生地來劃分中國人與台灣人,也就是「漢人≦華人≠中國人」(漢人包括在華人範疇,不必然=中國人)。2006年12月有2份調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卜道維(David Brown)歸納多項民調,認為「台灣地區民眾純粹認同自是中國人的,已從48%降到6%;近90%民眾有某種「台灣意識」」;海基會(SEF)民調發現認同度上,「58%自認是台灣人,16%自認為中國人,17%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不過民調常有陷阱,從投票行為到抗議行動都看得出來。 而西藏的認同法為「漢人=中國人」、「藏人≠中國人≠漢人」;不過目前藏區「漢人>藏人」的情況下,前者挾著優勢的教育手段、社經地位,避免不了藏漢通婚,是否可能如同台灣原住民族與漢族,以及階段性「漢裔老台灣人」與「新漢住民」通婚造成認同混淆情形?值得追蹤、關切。 (二)「認同分裂的島嶼」vs. 「想像共同體的心靈國土」:「國土有無」造成這種現象。台灣有台灣海峽,使得國府政權能在島嶼殘存55年(1945-2000),但也因228事件及白色恐怖,使得原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台灣民眾失望、離心。早期「黨外」或大陸來的「黨內」異議份子(如柏楊、雷震)都被套上「中共同路人」紅帽子,如今「在野執政黨」泛國民黨已從「岳飛式反攻」轉變成「秦檜式偏安求和」,領導人呼籲「「勿妖魔化中國」,因為「台灣未來的希望在中國」」(連戰)、「國民黨(執政後)願為民進黨與中國牽線」(馬英九)。 曾被套上紅帽子的黨外化身「執政在野黨」─民進黨,卻成了「反共」先鋒. 歷史充滿諷刺,但也顯現「歷史的無限可能性」。有海峽保護的台灣處在「認同分裂的島嶼」;而長錯地方的喜馬拉雅山,使得藏人須一再與漢人打交道,造成目前的「地理上的三個西藏」(西藏自治區、青甘川滇藏族自治州縣鄉、海外)、「心理上的兩個西藏」(藏區、海外),不過卻得能面向世界,而有「想像共同體的心靈國土」。 (三)「各吹一把號的異陣營領導」(政權定期轉移) vs. 「眾望所歸的領導者」(達賴喇嘛):「幸運的台灣」享有的自由、民主程度在世界排行名列前矛,媒體自由度甚至高於美國,不幸的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分成泛藍、泛綠陣營,在族群認同牽扯、國家定位路線、缺乏民主政治文化、行事倫理欠缺下,「分裂的島嶼必然有異陣營領導」。「不幸的西藏」卻能凝聚在「眾望所歸的領導者」達賴喇嘛旗下,為未來奮鬥,前途雖艱辛,藏人卻皆能甘之如飴。陸、非結論─期待歷史的偶然或必然? 佛經的「中道」、儒家「中道」,或亞里斯多德的「中間道路」(Mesotes),屬於個人層次修身處世原則,「無法真正上升到社會和政治的層面」; 尤其排斥宗教,曾「批孔揚秦」的中共領導,字典裡根本沒有「中道」兩字。這是為什麼〈斯特拉斯堡建議〉(1988)遭到中國漠視,不得不撤銷之因; 其他各項嘗試、呼籲也不被採納.「擁抱敵人」不容易,因為「敵人不給抱」。這或許是台灣人不斷另覓生路的主因之一,不過「內部整合,尋求最大的共識」、「產業西進問題」或才是台灣面臨的最大的課題與難題.西藏不能一直向「敵人」說「突幾切」(藏語「謝謝」),因為對手會越來越覺得理所當然,高興給多點,不高興甭想。 1979年鄧小平說的:「除了獨立,什麼都可談,都可解決」,祗不過是「談中共想談的議題,論中共想要的解決方式」的另一說法而已。 期待「歷史的偶然」,不如創造「歷史的必然」。沒有任何國家或政權可萬世千秋,秦國如此、大漢及大唐帝國如此、蒙古帝國如此、羅馬帝國、蘇聯也如此,中國、美國能自外於這種歷史宿命嗎?但西藏、新疆、蒙古土地仍在,台灣島仍在,中國中原也仍在。 「中道」路線不能期待強者的施捨,中共字典沒有「施主」;不能盼望中共「開竅」,他們缺乏「人權」、「民胞物與」觀念;不能等待中國的民主改革,他們沒有「民主自由」、「入藏隨藏,入藏是藏」(Do in Tibet as the Tibetans do)想法。「中道」路線之外,或許仍可採取其他「改良式中道」非暴力配套做法,譬如早期台灣黨外「返鄉運動」,近期大陸海外民運人士漸有的「探鄉」,或可參酌。回到故鄉是任何人的基本人權,「倦鳥歸巢」為什麼要被剝奪呢?中共當權人又怕什麼「手無寸鐵的國人」呢?期盼中共的綠燈,不如自行打造一盞綠燈吧!《高山上的足球賽》影片感動世人,率團到「北京看一場2008年奧運足球賽,順便返鄉探親」,成或不成,是否更感人呢?而「中藏領導人攜手同獲2008年諾貝爾和平獎」,可否成為一個強烈誘因?可否為2008奧運會錦上添花?可否有助中國推動踏實的民主? 「對達賴喇嘛路線的適度挑戰」也有必要,因為挑戰帶來修正,也因為挑戰才不會讓中共領導人以為「主要敵人」祗是達賴喇嘛一人。
2007年9月30日,世人首度親眼見證藏、尼邊境一名逃出西藏的17歲比丘尼遭射殺的鏡頭,據說另有一男性罹難.他們死前是否懷抱著如詩人丹真旺青的感歎: 「大兵假如你必須向我開槍 請把槍口對準我的頭部吧 千萬不要朝我的胸口瞄準 因為我的心裡還有另一個人」。 因此,就讓「心裡的那個人」踏上故土吧—— 「故鄉 那遙遠又深藏心裡的故鄉 即便紛亂即便沒落 永遠是最溫暖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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