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 星期三

還有「新青年」嗎?

還有「新青年」嗎?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2007.5.7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 「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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