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5日 星期日

幫兇·報應·懺悔

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司鵬程先生撰文質問:《右派,你們為什麼不懺悔?》右派朋友嚴家偉先生隨即表示反對:《你要右派懺悔什麼?》接著,山東的右派朋友李昌玉先生寫了頗有力度的批駁文章:《歷史不能改鑄:向司鵬程出示紅牌》。
《左傳·宣公二年》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觀《論語》,乃知孔子這樣的「至聖先師」,也是通過諸多錯誤而走向正確,獲得了部分真理。任何人,為了向真理的大海駛得更遠,必須不斷地反思、懺悔。「無過」的聖人,從來不存在。
雖然共產黨一貫揚言「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骨子裡堅持的,卻是他們這些「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英雄們」,在創造、主宰歷史。不過,如果沒有千百萬「群氓」的擁護和支持,他們任何「創造歷史」的宏圖,都將化為泡影。
反右運動中,我在清華大學被定為極右分子。後來聽說我的一位從小學到中學的老同學,就讀於西北大學數學系的韓華勳,也被定為右派。我的「罪行」是為胡風辯護,否定肅反運動,反對把黃萬里、錢偉長定為右派等等,而華勳同學卻發表了批評土改的言論。當時我認為,華勳同學是走得太遠了。不管怎麼說,土改還是對的。中國古代就曾有重新分配土地以緩和社會矛盾、締造社會和諧的記載,孫中山先生不也主張「平均地權」麼!那時我認識不到,華勳同學的思想其實比我超前,比我深刻。
中共剝奪了一切人的所有權這個錯誤認識粘在我腦子裡,竟然長達幾十年時間。直到最近幾年,愚昧的我才逐漸認識到,共產黨的「土改」,既不同於西周時代的井田制,也不同於孫中山先生的土地綱領。前者為了使土地使用權不斷適應變化了的家庭人口和勞力狀況,從而維持相對的社會和諧;後者旨在實行「耕者有其田」,為了確立而不是剝奪農民個人的土地所有權。共產黨的「土改」,卻大相徑庭。被共產黨視為革命聖經的《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個目標,共產黨一直都不遺餘力地貫徹推行。消滅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過是消滅私有制的開篇、「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而已。接著的第二步,通過「農業合作化」,「充公」了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土地。第三步,通過「人民公社化」,剝奪了包括貧農在內的所有農民個人和家庭的土地所有權。改革開放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生產形式,然而剝奪農民土地所有權的「集體所有制」卻被保留了下來。此後不久,又通過一九八二年憲法,剝奪了全體城鎮居民的房基地所有權。至此,在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上自國家主席,下至獄中囚犯;上自全國首富,下至沿街乞丐,沒有一個人擁有一寸土地所有權的今古奇觀。
土改是中國災難的起點時至今日,已經洞若觀火,剝奪地主的土地、財產,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一切災難的起點或者根源。在一個私有制的社會裡,某人縱使沒有土地,那也僅僅是相對的,只要有了足夠的錢,他隨時都能買到土地。而在一個消滅了土地私有制的社會裡,任何億萬富翁,他的財產所有權卻是相對的,隨時可以被剝奪得一無所有。這就是一個私有制社會和消滅私有制的社會的本質區別。
土改時我們家的成分先是貧農,後來改為中農;原有十畝地,土改時分得一畝地。我對土改和鬥爭地主雖然並不積極,但也參加過鬥爭會,百犬吠聲地侮辱地主分子。鎮反(實質是「殺降」)運動中,我曾跟著呼喊過「鎮壓某某某」的嗜血口號。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我口沫四濺地進行過宣傳。肅反運動中,我擔任全班肅反學習的組長,嚴厲要求資本家出身的同學與家庭劃清界限。「文革」中,我賣力地寫過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在所有這些陷中國人民於洪水猛獸的荒誕運動中,我雖無躋身同謀的資格,卻自願充當了搖旗吶喊的小嘍羅的幫兇角色。而這,就是我真正的罪惡。
林昭的遠見在一九五七年的鳴放中,表現沉默的,除了左派,除了不關心政治和小心謹慎的人,再就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害怕挨整、不輕信黨的許諾的人。積極發言的,大多是那些在歷次運動中表現積極,自以為與黨同心的簡單的熱血分子。例如林昭女士,就曾經積極參加過土改工作隊,傾心崇拜過毛澤東。她後來的右派表現,就是對自己過去的幼稚言行最切實的反思和懺悔。反思和懺悔,往往並非一次完成,而是逐漸深化的。林昭女士早在上世紀六○年代,就明確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極權主義本質。在我所見的文字中,林昭女士是中國最早提出極權社會這個概念的人,許多大陸學者直到一九八九年後才逐漸明白。林昭女士如此徹底地否定自己過去之所擁護,能說不是最深刻地反思並懺悔嗎!
當過幫兇之後的懺悔沒有大量群眾和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共產黨就不可能取得政權,「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共產黨的宣傳工具說:「共產黨領導是中國人民的選擇」,並非全無道理。右派中的許多人,不論是民主黨派,還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中的右派,都曾經「選擇」過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或多或少充當過幫兇角色。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發表被共產黨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見,則是反思和懺悔的表現。從這個鐵定的歷史事實出發,右派不但不像司鵬程先生武斷的那樣「不懺悔」,反而是中國大地上帶頭懺悔的第一批人。他們付出的代價是雙重的:既為自己過去的錯誤付出了代價,也為自己對錯誤的反思懺悔付出了代價。
近兩年來,農民感受最深的莫過於失地之痛,於是他們吶喊、上訪、申訴、叫苦,不一而足。但是很少聽到農民的反思和懺悔:你們自己和父輩們當年是如何積極參與剝奪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土地的,又是如何批判、奚落那些為你們說話的右派分子的?下崗的國企和集體企業的職工們,現在是跌落到社會下層了,可是,你們在爭取社會同情的時候,是否為自己和父輩們當年鬥爭民族資本家、剝奪他們的財產反思並且懺悔過?在一個消滅私有制的社會裡,既然從地主到貧農的土地都可以被剝奪,從資本家到小工商業者的資產都可以被「改造」,你們的就業權利和社會福利又怎能得到保障呢?你們曾得意於「領導階級」的虛銜,積極批判替你們說話的右派;「文革」中鬥爭那些搞「階級鬥爭熄滅論」和「物質刺激」的「走資派」(所謂的「走資派」,其實是共產黨內開始反思和懺悔的人);又聽命於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佔領上層建築領域」,幫助毛澤東泯滅中國人的良心和傳統道德。工人、農民現在落到如此境地,難道不是報應嗎?
反思和懺悔是自救的第一步「天道好還」,是中國的古聖先賢悟出的真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佛教揭示的因果報應,正是天道的體現。愛情是屬於愛心的,最後還將回到他自己;仇恨是屬於仇恨者的,最後還將回到他自己;剝奪是屬於剝奪者的,最後還將回到他自己。我自己一生苦難重重,正是反思和懺悔的良機。通過苦難反思懺悔,才配重獲新生和較好的命運。反思可以明辨是非,懺悔可以淨化心靈。再好的法律和制度,在一個是非顛倒、心靈污濁的社會裡,不僅無濟於事,還會異化為自己的反面。而在一個明辨是非和心靈單純的社會裡,即使法律不那麼健全,制度不那麼完善,也不會發生中國半個世紀來的種種惡行。如今,面對繼續發生的大量侵權事件,多數人縱然不能施以援手,僅僅用沉默中注視的目光,表示出內心的憤怒與不屑,持之以?地「不敢言而敢怒」,也足以震懾作惡者的膽魄。中國的古訓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自作孽,不可活」;西方有言:「自助者,天助之」。革新自己的思想,洗刷自己的靈魂,嶄新的命運才會降臨。否則,我們不配。既不反思,也不懺悔的民族,只值得詛咒,不值得同情。造物主為宇宙設置了規律,賜人類以思想的能力。一切自己作的孽,必須靠自己消除;陷入自造的災難,只能自己救自己。而反思和懺悔,就是自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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