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7日 星期五

余杰 : 讀魯禮安之文革回憶錄《仰天長嘯》

【大紀元9月8日訊】【本文選自余傑的《致帝國的悼詞--中國大陸的自由狀況及前景》一書。】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西蒙-魏森塔爾,將自己後半生的時間全部用於追捕逃亡納粹屠夫的事業。魏森塔爾為何會這樣做呢?他將自己無情地追逐納粹罪犯的動機概括成一個寓言:在來世,我們猶太人將和大屠殺的受害者們相遇。受害者們會問:「你們生前幹什麼了?」有人說:「我是律師。」另一個人說:「我是教師。」而我會說:「我沒有忘記你們。」--(德)吉多-克諾普《黨衛軍檔案》文革研究的缺席狀況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批評日本方面修改教科書中關於侵略歷史的部分時,我忽然有一種「賊喊捉賊」的荒謬感。日本右翼分子「死不認錯」的頑固態度固然應當批評之,但與韓國人義憤填膺的抨擊相比,中國人的反對多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韓國早已進入民主社會,國民享有言論自由,對自身歷史實現了充分的復原與「去毒」--昔日的獨裁者被送上了法庭的審判席,軍隊屠殺學生和市民的「光州事件」也得到了徹底的調查,死難者獲得了國家賠償。因此,在對內對外的事務中,韓國人民都能自豪而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與之相反,今天的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有所發展,但在政治倫理上依然處於「暴力治國」和「謊言治國」的野蠻狀態。從毛澤東時代的反右運動、大躍進的饑荒以及文革慘劇,直到鄧小平時代的天安門屠殺,以及江澤民時代延續至今的對法輪功的迫害,統統都是不可言說的「禁區」;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語文、歷史、政治等科目的教科書,全都充斥著黑白顛倒的謊言--一百步笑五十步,如何可能?一個沒有歷史感和尊嚴感的民族,如何能夠獲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所遭受的苦難,與猶太人相比庶幾近乎。然而,中國的倖存者當中沒有出現自己的韋塞爾--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相與正義,終於促成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建成一座「大屠殺博物館」;中國的倖存者當中也沒有出現自己的魏森塔爾--他創建了一個收藏猶太民族苦難歷史的文獻中心,這個文獻中心利用其掌握的檔案材料將一千兩百名逃之夭夭的納粹戰犯送上了法庭。在中國,僅僅過去三十多年的文革,已經成為模糊不清的「上古歷史」,年輕一代的學者們還沒有弄清這場血雨腥風究竟戕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卻開始發掘這場「偉大革命」的「歷史合理性」了;僅僅過去十多年的天安門屠殺,同樣也變成了像百慕大三角洲一樣的謎團,正在長大的孩子們不相信軍隊真的使用坦克與機槍屠殺人民,他們相信正是黨的「果斷決策」方才造就了今天「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沉默,是鐵一樣的沉默造就了歷史的斷層;恐懼,是夢一樣的恐懼造就了故意的遺忘。那麼,當我們在另一個世界裡面對那千千萬萬的受害者們的時候,我們能夠像韋塞爾和魏森塔爾那樣無愧地對他們說:「我們沒有忘記你們」嗎?
一個人的文革史與另一種「紅衛兵」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對王友琴、楊克林、宋永毅、徐友漁等文革研究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對魯禮安的這部「一個人的文革史」(方方語)也表示深深的敬意。當年,作為武漢華中工學院的一名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學生,魯禮安參加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組織「北斗星學會」、起草「決派宣言」、編輯《揚子江評論》,一躍成為武漢地區紅衛兵中最有影響力的「筆桿子」。一九六八年七月,魯禮安被綁架和囚禁。不久,他深陷於所謂的「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案件中,被非法投入單人牢房關押達十年有餘。魯禮安的《仰天長嘯》是我所讀到的第一本全景式的文革回憶錄。在我誕生的時候,文革已接近尾聲。除了幼兒園時一直弄不清楚劉少奇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外,我對文革幾乎一無所知。而對文革的無知,將直接影響對中國二十世紀曆史的正確解讀,並削弱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體制的形成和變異的深入思考--而這一切,又都是一名知識分子「關懷中國」的前提:要恢復我們的尊嚴,就必須瞭解我們是如何失去尊嚴的;要捍衛我們的自由,就必須認識那一頁自由受到最慘痛的踐踏的歷史。今天,魯禮安開口「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歷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開端:這種親歷者的講述,與學者的材料蒐集、歷史研究乃至理論闡釋具有同樣的意義。這部回憶錄讓我發現了另外一種紅衛兵--與自稱「紅衛兵」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張承志和《血色黃昏》的作者老鬼所定義和描述的紅衛兵迥然不同的「紅衛兵」。父親是舊政權的海關職員,母親是教會學校畢業的基督徒和醫生,叔叔是反右中慘死於集中營的青年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家庭,在「陽光燦爛」的新中國,魯禮安並不能享受到多少陽光。在文革前夕,他成為官僚們侮辱和打擊的對象,而文革的發生成為他改變自身屈辱身份和實現其單純的革命理想的契機。他成為若干轟動一時的大字報的作者,並組織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隊」--當然,他一直沉浸在理論和邏輯的激情之中,並沒有發起或參與任何暴力事件。在投入文革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毛澤東的文革」與「魯禮安的文革」漸漸產生了裂隙:按照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的說法,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在其烏托邦狂想和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指導思想的背後,還隱藏著個人一己之私慾。毛髮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但他拒不認錯,先是在廬山會議上整倒彭德懷,後來又擔心劉少奇秋後算帳,害怕自己死後落得像斯大林一樣被人鞭屍的下場,於是先發制人發動文革,不惜把整個國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而魯禮安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文革,乃是從馬克思原典和巴黎公社的歷史中尋找思想資源,反抗建國以來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中找出「重建黨、重建國家、重建軍隊」的理論支撐。殊不知,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魯禮安迅速被專政機器剝奪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的結局早已注定--「在一個不容許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時代,所有爭取思想自由的嘗試,都會遭到無情的鎮壓。」在被捕之前,魯禮安就已經對中共的專制制度產生了懷疑。他的懷疑比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中的大右派們晚了十年,其深度與廣度也無法與之相比,因為他這一代人是在「紅旗下長大」的,與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聯繫被斬斷了,他可以接觸到的、可以成為精神資源的惟有馬克思和魯迅。即便如此,武漢武鬥趨近「局部戰爭」的狀況,數十萬學生、工人和市民的傷亡,使得魯禮安的毛澤東崇拜發生了動搖:「我想到『七二零』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想到『七二零』後的鋼新之爭,想到這些派別之間的鬥爭曾經和正在奪去多少無辜群眾的生命。那些在武鬥中橫屍街頭的同學也好,那些被流彈或『槍走火』誤殺的同胞也罷,他們真的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為捍衛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而死』,而死得『比泰山還重』麼?他們在九泉之下,真的能夠安祥地合上眼睛麼?」誰是歷史罪人?誰當懺悔?魯禮安在馬克思的著作中讀到了「手段的卑鄙恰好證明了目的的卑鄙」的論述,由此他發現毛澤東跟歷史上那些最殘暴、最獨裁的統治者沒有什麼區別,他在單身囚牢中把血跡斑斑的牆壁當作毛澤東反問道:「主席,我想說,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裡,任何一個公民都應當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不管他的意見是不是與領導者的想法相左。我還想說,作為人民共和國的一名公民,我雖渺小,雖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說話的權利。這種權利體現了我的價值與尊嚴。而且正是為了維護這種價值與尊嚴,我才落到了這種境地。假使我沒有思想的勇氣,或沒有勇氣發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會落到這種境地,但人的價值與尊嚴呢?」魯禮安的回憶錄中,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文革時期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異化。人們如同皮影戲中的人物,為仇恨、恐懼、野心、嫉妒、虛榮和熱情等情緒驅使著肆無忌憚地作惡,而偉大領袖如同在幕後操縱的導演,他並不在乎演員的生死。正如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在《革命心理學》中所指出的那樣:「對人仇恨、對制度的仇恨以及對某些事物的仇恨深深地刺激著大革命時期的人們。他們不但憎恨他們的敵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黨。」而更值得重視的是魯禮安對十年牢獄生活的描寫,在駭人聽聞的刑訊逼供、強制勞動、單獨關押以及飢餓的折磨中,魯禮安能夠生存下來並且沒有瘋掉,得益於從母親那裡感受到的信仰的力量,他的心中有來自神啟的天籟之音《平安夜》,這恬美寧靜的樂曲與語錄歌曲的暴虐邪惡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長期受到無神論思想荼毒的青年,在那最絕望的時刻終於向上帝跪下來合掌禱告。魯禮安為後人呈現了無比真實的「一個人的古拉格」,這樣的段落可以同近年來出版的「夾邊溝系列」和勞改基金會編輯的「黑色書系」放在一起參照閱讀。由毛澤東親自批示的「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案件,將眾多受株連者長期關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殃及群眾數十萬。作為該「欽定大案」的「首犯」,魯禮案在坐了十一年的黑牢之後,等來的卻是一紙不到七百字的「免於刑事處分」的判決書。悲乎?喜乎?荒誕乎?魯禮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並沒有把自己當作絕對的無辜者,而在回憶錄中只有喋喋不休的訴苦。相反,他坦誠地承認自己也是罪人,在風頭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後,他開始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了反思:「我就想到我寫的那些鼓吹武鬥的文章--我究竟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搖旗吶喊,還是在為一種骨肉相殘的罪惡推波助瀾?我無法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不敢徹底地去想。」雖然沒有親手殺過人、打過人、折磨過人,但並不能說自己就完全無罪了,毛似乎也沒有這樣做過,他只是在深宮裡發佈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罷了。波蘭著名異議知識分子米奇尼克認為,「大家」與「獨裁者」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善與惡的關係,「從倫理上否定一個人並不難,但是從精神上和道德上來說,這是一條簡單的辦法。人們必須選擇一個複雜得多的結論。我的想法可以用一個我永遠不能企及的例子來說明,那是托馬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的兄弟』。曼的偉大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他能夠說希特勒的支持者並不是另外一些德國人;不,他們正是我們生長於其中、我們所愛的人們,他們是那些採取了『錯誤的轉向』的德國人,追隨希特勒。」正如作為德國人的托馬斯?曼所說的「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的兄弟」和作為波蘭人的米奇尼克所說的「雅魯澤爾斯基--我們的兄弟」一樣,作為中國人,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樣一個同樣難堪的現實「毛澤東--我們的兄弟」。這種說法並不是為毛澤東脫罪,而是說「我們並沒有外在於毛澤東」--我們是控訴者,我們也應當是懺悔者。「活著,記憶著,懺悔著,控訴著」是魯禮安的這部厚厚的回憶錄的主題所在,如同肖斯塔科維奇一樣,他參與、見證並記載了歷史--我相信,還會有更多的證人勇敢地站出來。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致帝國的悼詞--中國大陸的自由狀況及前景》余傑著香港田園書局,200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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