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日 星期一

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轉變 - 茉莉

從「外國」到「中國神聖領土」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江山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在野的中共領袖是把西藏當作「外國」看待的,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權的思想,主張讓西藏等弱小民族脫離中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兩個宣言。在這兩個文獻中,中國共產黨首次表達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即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其中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達到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一九三六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採訪了毛澤東。談到長征途中紅軍遇到缺糧的困境,在藏區獲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幫助,毛澤東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債務。」(見《Red Star over China》)
一九四五年春,毛澤東在他所做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還是認為應該讓西藏實行「民族自決」。甚至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時,中共高層對各大野戰軍進行戰區劃分,其中並不包括西藏。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風雲突變,中國大軍壓境西藏?直到二○○六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學學報》二○○六年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藏問題中的蘇聯因素》的文章,根據新刊佈的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錄,解開了這個謎底。
從一九四九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議中共「不要過分大度」,不要讓西藏獨立從而在中共執政後縮小中國的領土。此後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一九五○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蘇聯發回了《關於由西南局籌劃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電報》。
這樣,一個毫無自我防衛能力的高原佛國,在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成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諷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間的轉變,是由於另一個更大的「外國」--蘇聯的指示,而不是根據歷史事實以及藏漢兩族人民的願望。
從「人間地獄」到「世外桃源」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他們對西藏的最初認識,大都來自於一部叫做《農奴》的電影。這部電影竭力渲染舊西藏「奴隸社會」的殘酷,以文藝的感染力,為中共殖民主義式的佔領歌功頌德,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文化進行惡意的醜化。
一個寧靜的佛國,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稱之為「黑暗野蠻落後腐朽」。不但政治宣傳、文藝宣傳如此,就連歷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西藏歷史權威」牙含章,曾在他撰寫的《達賴喇嘛傳》的序言中承認,他是「為了鬥爭的需要」而寫,他必須忠實於黨的意識形態,而不必忠實於歷史真實。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對西藏採取懷柔政策,中國民間對西藏的印象也開始改變。一些漢族作家陸續進藏,他們謳歌西藏自然風貌和純樸人情的作品面世,幾十年來被妖魔化了的「人間地獄」,開始展現出其真實美麗的面容。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在中國民間也受到尊重。
一輪又一輪的「西藏熱」,使中國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見。在人們爭相去「世外桃源」旅遊觀光,購買西藏藝術品並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時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無神論者的身份扮演起西藏文化的主導者來了,他們宣稱西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奇葩,在共產黨領導下發揚光大。
從經濟包袱到資源寶庫今天,財大氣粗的大漢族沙文主義者得意洋洋地宣稱,不但西藏文化在他們的領導下保存和發揚,西藏的經濟也要由他們發展壯大,西藏的環境生態更要靠他們來保護。過去被當作窮山惡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包袱,而是資源貧乏的中國不可或缺的資源寶庫。
隨著青藏鐵路通車,中共對西藏的投資所獲得的巨大回報,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時是經濟和資源上的。據說一本名為《西藏之水救中國》的書,令曾經在西藏鎮壓藏民起義的胡錦濤拍案叫好。中國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個國家之一,內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於是,中國政府將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同時,西藏豐富的礦產資源例如鹽湖,銅、鉛、鋅多金屬礦,黃金礦,以及可以成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葉岩,也是大漢族政權不肯放過的。
獨立知識分子與民族利己浪潮不管西藏人怎麼否認他們在歷史上屬於中國,但只從政治經濟利益和軍事需要考慮的中共,出於大漢族利己主義,不會理睬西藏人的呼聲。
從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憶錄中,五十年代時,只有個別精通藏文的右派學者,在竊竊私語中告知他人,中共這樣對待西藏,藏人決不可能就此屈服。在一九五八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運動中,揪出了一個「李、洪、秦反黨集團」,駐藏十八軍的三個軍官因為上書毛澤東,建議漢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結果被以「出賣祖國邊疆領土」罪名遭到懲罰。即使是這些優秀的漢族軍官,也從未質疑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拜流亡西方之賜,不少中國大陸流亡者獲得了過去不曾瞭解的信息。他們開始以同情的態度,重新認識西藏問題。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致認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雜誌經理薛偉率先創辦了「漢藏協會」,以促進兩個民族的溝通與交流。
這些獨立知識分子的西藏觀點,大都在海外發表或出版。一九九六年,曹長青主編了《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一九九九年,張偉國主編了《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二○○一年,茉莉主編了《達蘭薩拉紀行》,其中收集了「漢藏協會」各位成員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的文章。二○○七年,茉莉在台灣出版了個人專集《山麓那邊是西藏》。
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王力雄所寫的《天葬--西藏的命運》,生動地描述了大量親身經歷和實地所見,通俗易讀,因此成為一些中國人的西藏問題啟蒙書。
但在專制國家的新聞報禁和言論鉗制下,上述獨立知識分子的思考和觀點,無法傳播到廣大中國人那裡。
寫到這裡,我想起英國作家奧威爾筆下的《大洋國》,那裡有一句口號:「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這意味著,控制了西藏的中國專制統治者,也企圖控制歷史的話語權。現在我們回顧這大半個世紀來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也就是打破中共對話語權的控制。只有這種微弱的聲音為更多的中國漢人所聽到、所接受,西藏問題才會有合理解決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於二○○七年九月在台灣「西藏人權問題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稿,本刊發表時有刪節)

1 則留言:

匿名 提到...

这文章写的内容可真够做作的,
看下 毛泽东对西藏平叛及国际反响的讲话
这个文章,估计就会明白道理了

http://www.kongfz.com/trade/trade_reply.php?id=352619&tc=gs&tn=%E7%81%8C%E6%B0%B4%E4%B8%93%E5%8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