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假如馬英九是台灣總統 ----- 阮 銘

台灣特殊的內外環境一位關心台灣民主的美國朋友,問我一個問題:假如馬英九是二○○八年台灣總統,將會發生什麼?
我回答他:假如台灣是一個正常民主國家,無論誰做總統,都不會發生出乎意料的大變化;然而由於台灣特殊的內外環境,很可能發生你所不願看到的馬英九悲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十多年前,當李登輝還在台灣總統位置上時,說過一句話:「台灣的民主主義,在李登輝去世後還會繼續實踐;但李光耀的政治體制,將與其長眠地下。」
他的意思是,台灣的民主已經制度化了,無論誰在位都不會改變。我認為他過於樂觀,台灣內外環境不同於一般國家,還有變數。所以我寫《民主在台灣》一書結語時,提出「民主在台灣鞏固了嗎?」這個問題:
「民主在台灣的起步與發展,以亨廷頓教授衡量第三波民主國家民主制度鞏固的各項條件比較,如『具有較長和較晚近的民主經驗』、『經濟發展水準』、『本土性起因佔優勢的民主轉型』、『和平的、兩願的轉型』等,台灣應在『民主政權已經鞏固』國家的前列。
然而台灣有一個與其他民主國家不同的特殊環境,就是彼岸的共產中國對台灣民主發展與鞏固的外部威脅。因此民主制度在台灣的鞏固還需要一個特殊條件,就是台灣內部各派政治力量的競爭,必須避免嚴重到一派政治力量被共產中國利用來分裂台灣人民,實現其吞併民主台灣的霸權野心。」
不幸得很,二○○○年之後,以連戰為代表的國民黨內一派政治勢力,稱過去十幾年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是「一場噩夢」,要「一刀兩斷」;還要「臥薪嚐膽,拿回政權,再造黨國。」二○○四年連戰二度敗選後,更走上「聯共」之路,在胡錦濤簽署公佈《反分裂國家法》後趕去北京,向胡錦濤表示「相見恨晚」。在北京大學演說中,連戰公開宣佈「聯共反台獨」政治綱領;雙方簽署「連胡會新聞公報」。這就在台灣內部引發「聯共」與「反共」兩種政治力量的長期衝突,使原先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本土性起因佔優勢的民主轉型」、「和平的、兩願的轉型」等條件,發生歷史性的大逆轉。
現在人們心中有一個問號:作為中國國民黨的台灣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與連戰的不同在哪裡?
我那位美國朋友是自由派。他不喜歡連戰,但頗欣賞馬英九。他認為假如馬英九是台灣總統,不會走連戰的「聯共反台獨」之路;至少可以回到李登輝時代台灣民主化本土化之路,也許還能把中國國民黨正名為台灣國民黨呢。
我的回答是:對這個問題,應從馬英九的主張與馬英九所處的內外環境作全面的分析。
馬英九的「台灣新思維」馬英九在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演說,提出「台灣新思維」。他說:「台灣新思維就是回歸九二共識,兩岸簽訂三十至五十年和平協議,發展活路模式解決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後來他又加以補充:「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外交、國家競爭力,皆與兩岸關係環環相扣,不能再鴕鳥甚至鎖國。台灣應該與對方談判,找出活路模式,才有生存空間。」
馬英九的「台灣新思維」,其實一點也不「新」。他不過是繼承連戰同胡錦濤在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公佈後簽署的那份「連胡會」舊公報的第二點:「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
有趣的是,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這就不只是對「舊公報」的重申,而是對馬英九「新思維」的呼應了。也就是說,連戰簽署的那張「舊公報」,只是一紙空文,因為連戰是在國民黨失去政權以後簽的;今天納入中共十七大報告,是等待馬英九拿回政權後,以其「新思維」履行連胡會的「舊公報」。
馬英九「台灣新思維」的要害,是把「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外交、國家競爭力」,都套進他所謂的「兩岸關係」,把台灣的「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都寄託在「與對方談判」即「國共談判」。這是幻想。假如從國共談判中可以找到台灣的「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當年(一九八○年代)蔣經國早就答應同鄧小平談判了。蔣經國深知同共產黨談判,只能是「一個吃掉一個」(毛澤東語),國民黨吃不掉共產黨,只能被共產黨吃掉,所以在美國「斷交、撤軍、廢約」壓力下堅持「不談判、不妥協、不接觸」;寧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放棄一黨專政,把政權還給台灣人民。
今天「中國崛起」,並沒有改變共產奴役制度對內壓迫人民,對外霸權擴張的邪惡本質。只是鑒於封閉的鐵幕式蘇俄共產奴役制度滅亡的歷史教訓,中國共產黨改變策略,採取所謂「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它開放自由國家的資本、技術,同中國被奴役人力資源相結合;靠壓榨廉價勞工,損害多數人的自由、幸福、人權;靠掠奪式消耗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追求GDP高速成長,滿足黨國權貴、跨國公司、特殊利益集團的貪欲和權勢欲,擴張專制黨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台灣不存在馬英九所稱對中國的「鴕鳥」、「鎖國」問題。台灣投入中國資金達三千億美元,是全球對中國第一大投資國。台灣這些年,就是把大量資金、技術轉移中國,追求降低成本複製台灣產業的過去;從成衣、製鞋、家電、玩具等傳統產業到半導體晶圓製造等高科技戰略產業,均已源源流入中國,幫中國打開和佔領全球低價市場,而以犧牲自身的創造力和未來發展為代價。「台灣製造」在全球市場被「中國製造」迅速取代。台灣面臨的「鴕鳥」、「鎖國」,恰恰是無視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國際競爭力正在失去全球視野,被鎖進中國的危機。這是一條扼殺台灣產業創新精神和本國就業機會的死路。
總而言之,假如馬英九是台灣總統,如他所承諾,「一上任就與中國大陸展開協商談判,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達成和平協定」,那就是把台灣套進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的那根所謂「一中」絞索,其前途命運,是民主制度在台灣的滅亡,是民主運動在中國遭受更加嚴酷的壓迫。馬英九期得的三十至五十年緩衝期,不過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中國特色」;何時執行,取決於中國最高權力中心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會,絕非取決於已被套進絞索的台灣人民和馬英九。
這個葬送台灣民主的終極目標,馬英九是明白的。他在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說過:「目前還不清楚統一要花多久的時間,當然我會盡一切努力來達成此一目標。」馬英九不會不清楚,他的「此一目標」達成之日,即台灣民主死亡之時。
那位美國朋友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說:「馬英九講的,是國民黨的選舉語言。他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不能不講這些話;一旦他當選總統,會走自己的路。我不相信他會葬送台灣民主,他還關注中國的民主,每年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呢!」
我回答他:正如你所說,馬英九今天已經言不由衷,假如做了總統,那就更不由自主了。
馬英九不由自主的內外處境馬英九的個人特質與個人意願,的確與連戰不同。連戰反民主性格突出,視台灣民主為他的「噩夢」,一貫拒見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卻向中國獨裁者表示「相見恨晚」。他支持《反分裂國家法》,自願充當「聯共反台獨」的急先鋒。馬英九至少還能認同自由民主價值,願意接觸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參加六四紀念活動;言辭上也曾主張中國應走向自由民主,並以民主為統一前提,不同於連戰的「聯共反民主統派」。所以你會認為,假如馬英九是台灣總統,不會走連戰的聯共之路;不會終結台灣的民主,讓台灣淪於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
然而這並不取決於馬英九個人。你必須看到,連戰的背後,不僅有國民黨舊黨國體制的傳統勢力,還有胡錦濤的中國。胡錦濤讓連戰踏上紅地毯簽署《連胡會公報》,並非看重這位在兩次台灣總統大選中連戰連敗的國民黨榮譽主席,而是寄望於未來總統馬英九履行這份公報。《連胡會公報》,是胡錦濤和連戰專為馬總統打造的致命武器,馬英九想躲也躲不掉,胡錦濤不能讓他躲。
要知道,共產黨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半個世紀。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炮打金門,向國民黨敲門:「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蔣介石拒絕了。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向蔣經國招手:「希望同學之間合作一下(一九二六年鄧小平和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又被蔣經國拒絕。一九九五年江澤民發表「江八點」,建議舉行「停止敵對狀態談判」;李登輝以「雙方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回絕,讓江澤民知難而退。胡錦濤則把希望寄託於二○○四連戰從陳水扁手裡奪回權力,未料到連戰太不爭氣,兩次敗於陳水扁手下;只得退而求其次,由中國執政黨與台灣在野黨結盟,謀求二○○八在台灣變天。
胡錦濤很聰明,他看到馬英九的「新思維」:你想簽訂「和平協議」找出「活路模式」嗎?正合吾意!於是就有了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的回應:
「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新局面。」
「鄭重呼籲」的對象,正是馬英九。胡錦濤想像中的棋局,是連戰連敗的榮譽主席連戰退場,二○○八新當選總統馬英九到北京亮相。二○○八是毛澤東炮打金門五十週年,由胡、馬「達成和平協議」,成全毛澤東五十年前「實行和平解決」遺願,不是最好的紀念嗎?
在這盤想像的棋局中,胡錦濤不僅讓中國國民黨站到了自己一邊,也讓近年得了軟骨病的美國國務院聽他擺佈:只要是「和平解決」,就看我老胡的本事了,你老美只要幫我看住陳水扁就好。
你看,假如馬英九真如胡錦濤想像中的棋局那樣成了台灣總統,這三股力量--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美國國務院的柯慶生之流,一齊使勁,馬英九要不上談判桌也難,明知是鴻門宴也得上。而一旦上了談判桌,要不套進「一中」絞索更難。這就是台灣三位國民黨總統蔣、蔣、李拒不上桌的道理,他們懂,但馬英九不懂;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已每下愈況、今非昔比了。
時不可失,機不再來。胡錦濤自己的任期還有五年,到二○一二年結束,正好與他想像棋局中馬英九的四年總統任期重合。這是胡錦濤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上超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最後機會。胡錦濤能不緊緊抓住這轉瞬即逝的歷史機會嗎?所以,馬英九假如成為台灣總統,他別無選擇,只有照著從連胡會到中共十七大替他排定的劇本演出。
不要把馬英九推上悲劇舞台說到這裡,我反問美國朋友:你喜歡馬英九,就不該害他,難道你願意讓馬英九登上演出命運悲劇的歷史舞台嗎?假如未來的歷史教科書上寫著,那個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完成了民主制度轉型的台灣,最後一屆民選總統馬英九被迫同共產中國簽下「和平協議」,終於讓台灣成為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統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自由得而復失。你不會為你今天主張把馬英九推上悲劇舞台後悔嗎?
我的朋友不服氣。他說:難道換了別人,結果就會不同?
我回答他:當然。假如當年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換了陳誠、林洋港、連戰,就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台灣存在。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歷史人物的選擇,可以產生不同的歷史結局。
美國朋友說:在我們美國人看來,似乎謝長廷的主張同馬英九差不多,甚至一樣。難道謝長廷當選,就能避免悲劇嗎?
我說:謝長廷的主張怎麼會同馬英九一樣?差太多了。但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談。今天我想說明的是,即使假定他們的主張差不多或一樣,結果也不一樣,因為他們各自背後的力量不一樣。謝長廷和馬英九都會受他們背後力量的支配,由不得自己。
舉例說罷。胡錦濤用來套住台灣的那根絞索「一個中國」,馬英九背後的中國國民黨,是樂意套進去的,照連戰的說法,叫「聯共反台獨」。美國國務院柯慶生這幫人,也樂意接受,但解釋不同,說是「我們(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意思是你們雙方都主張「一個中國」,美國不表異議,只要你們「和平解決」就行。國民黨過去的說法是「一中各表」:你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表中華民國。中國說:「這豈不是表成兩個中國了?」所以二○○○年連戰敗選後,讓蘇起教授創造了一個新名詞「九二共識」來代替「一中各表」。巧妙之處在於,在台灣內部,可以騙老百姓「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到了中國,「九二共識就是一中不表」,也就是承認中國的說法:「台灣和大陸都屬於一個中國」,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就被取消或「擱置」了。
馬英九知道內中奧妙,等於自動放棄主權,套進「一中」絞索,所以想躲,拿掉「九二共識」試試看?結果連戰一頓臭罵,還是躲不掉。這就是馬英九的「不由自主」。
謝長廷的「不由自主」,正好與馬相反。他幾年前講過一句「憲法一中」,指的還是六十多年前南京通過的那部《中華民國憲法》,一直被罵到今天。那就是說,馬英九即使想躲掉那根「一中」絞索,由不得自己,躲不掉;謝長廷呢,即使想套進那根「一中」絞索,也由不得自己,套不進。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力量。
這是台灣的政治現實,美國和中國都必須面對現實,對馬英九與謝長廷採取不同策略。中國期待馬英九做台灣總統,因為連戰賣給胡錦濤的那張賣身契是假的,連戰代表不了台灣。胡錦濤明知台灣人民已經兩次唾棄連戰,那張賣身契一錢不值,為什麼還要簽?就是為等馬英九來弄假成真。假使總統不是馬英九而是謝長廷,這張賣身契將同「一中」絞索一起作廢。
我要提醒一切願意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台灣人和外國朋友,特別是喜歡馬英九、愛護馬英九、不想害馬英九去演出不可挽回的命運悲劇的台灣選民,你們只有一個選擇,不管喜歡不喜歡,投謝長廷一票。因為這是避免馬英九和台灣人民步入命運悲劇深淵的唯一明智選擇。
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於民主台灣

審判柬共就是審判中共 (美國)周德高

柬共第二號人物農謝副總書記、國家主席喬森潘副總理和外交部長英薩利等已被逮捕,押到聯合國主持的特別法庭去接受審判,應驗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真理。它向各國的獨裁者、暴君和劊子手們發出嚴厲的警告,對他們犯下的暴行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
我是個幫兇消息傳來後,我內心澎湃沸騰。既高興正義得到伸張,喚醒人們歷史絕不能重演;心中又夾雜著一種酸溜溜的羞愧感,因為這些劊子手們把美好的柬埔寨糟蹋成十足的人間地獄,我不但也是一個受害者,同時又曾為這萬般罪惡勾當效過犬馬之力。
《我與中共和柬共》一書已經出版發行,朋友們如有一本在手,就會清楚我為什麼從一個簡單的愛國華僑,不知不覺地走上為中共當諜報員。時間有二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七八),這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幫助中共為鑄造柬埔寨共產黨的工作賣命。
在萬隆會議上,西哈努克結識了周恩來,兩人情同父子。萬隆會議達成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等的五項原則。因此中柬兩國的傳統友誼獲得空前的大發展。從一九五五--一九七○年是中柬兩國最甜的蜜月期。中共右手擁抱著西哈努克,但其左手已在籌謀策劃柬埔寨的無產階級革命。
中共和毛澤東靠搞農民運動起家,奪得政權。因此它想教唆柬共小兄弟也走這條路。中共駐柬埔寨大使館要我去實地調查農村的階級狀況。我認真負責寫了一份報告,使館認為做得很好,很有參考價值。
柬埔寨人民黨(柬共的前身)辦了一份《人民報》。我和他的領導人高明有很好的往來,與社長努波潘(後來被暗殺)、總編輯農順、繼任社長後來任西南區黨委書記的朱杰也很親密友好。我曾給《人民報》提供一些支持和幫助。
我救過喬森潘等人喬森潘、胡榮、符寧是紅色高棉的三張王牌,特別是喬森潘,後來也和西哈努克在國際上和國內享有同等威望。當右派政府準備謀害他們三人時,我得到第一手情報,大使館命我及時通知他們撤進叢林基地。他們三人神秘失蹤後使紅色高棉的氣勢如日中天。但這件事產生另一種欺騙性,不但西哈努克受騙,全柬埔寨的人民也上當,都以為他們三人就是紅色高棉的領袖。西哈努克願意和紅色高棉聯合,柬埔寨人民也支持和擁護他們,這就埋下柬埔寨人民後來遭受的大災難的禍根,我也就不折不扣地是個幫兇。
特殊任務一九六九年底我奉康生之命到北京去接受任務。在深圳過關時遇到麻煩。解放軍邊防站把我扣留了二天;每晚半夜他們都來提審我。我是一個自願愛國的華僑,沒有受過什麼特殊的訓練,思想幼稚,面前又是人民解放軍戰士,對他們由衷地尊敬,我非常合作,有問必答,就像竹筒倒豆子那樣。
到北京之後,蔡笑農處長向我了解路上發生的事,我如實地報告。他知道我根正苗紅,拼命肯幹也就不嚴加批評,只提了三點意見:一,大使館不應該在你的護照上填寫是記者;二,你本來應該一句都不要回答他們的任何提問,叫他們向柬埔寨大使館求證就可以了;三,我們要他們將記錄的本子原原本本地上交到這裡來,不得另行抄錄。
中調部給我的特殊任務,包括要我與柬共中央建立一條直線的聯繫,柬共同意了。但他們告訴我,柬共和中共早就有了一條直線聯繫:中方的代表是陳聲,柬方的代表是農謝。
陳聲是來自越南南方的僑幹,其兄是張翼德,是越南南方華僑解放聯合會主任,回國後在中聯部工作。陳聲來柬埔寨後,組織上安排他去馬德望聯校(國光、民強、集成)任訓導主任。他的宿舍卻安排在蘇育先生家的樓上。蘇育是蘇灼的哥哥。蘇灼是金邊中華醫院的總務,是柬共地下金邊站的站長,後來是柬共派駐香港的貿易代表。
蘇育是柬共在馬德望市的一位負責人,他在「三洛鄉」一帶有一大片柑園和波蘿園。農謝和塔英都是馬德望人,家住離蘇育的家約四公里,來往交通很方便。
陳聲不懂柬語、懂越語。農謝參加印支共的時候,曾被派到越南學習兩年。陳聲後來離開了文教界,轉到金邊某船務公司任職。新的職業更有利他的秘密工作,也更方便地安排柬共高層秘密訪中國。
農謝是柬共中央副書記,負責領導全柬埔寨的華僑工作。我和華運部份領導成員三次會見農謝,交談的都是如何落實中共把柬埔寨的華僑幹部及華僑交易給柬共的事。
山外有山,天外又有天彈指一揮間,五十年過去了,往事有時像浮雲一飄而過。最近讀了鐵戈(黃時明)著的《逐浪湄河》上下冊之後,深深悟到山外有山和天外又有天的道理。
鐵戈夫婦被中共相中,正式吸收入黨,調到中國去接受專門的訓練,掌握了收發報機的使用和保養。他不時還背著收發報機在柬埔寨的疆土上漫步,好不威風喲。
北京中央電台就他的事跡廣播介紹:「隱藏戰線幕後的英雄,一九五八--一九七六,一名中國特工的海外傳奇。」
神恩浩蕩從一九七○-一九七七年間,我經歷五次大難。前三次全是由朗諾的軍警特務對我的追捕;幸好每次都是他們前門入我後門出,一線間撿回老命。一次是在叢林裡,得了惡性瘧疾,缺醫缺藥,是上帝從鬼門關把我拉出來。另一次是美國的豬玀機向我進攻,開槍掃射子彈。這五次大難不死,我堅信是上帝的恩典。因為神要我去為衪完成一項任命:就是要我去北京,將柬共第二副總書記蘇品與越共有聯繫的情報,報告給中共知道,讓中共和柬共聯手殺害蘇品。雖然犧牲了蘇品,但換來柬共的倒台,使柬埔寨各族人民因之獲得重生,顯示神的大能和大愛。
把僵屍也抬來受審中共和毛澤東為了鑄造萬惡的柬共,不惜提供價值連城的大情報,還給了億萬金元、槍枝、大炮,再派出二萬多名顧問、專家來協助柬共推動其暴政,害得柬埔寨各族人民陷入空前絕後的大災難,全柬埔寨每一個人都處在:「路行方里地」(失去自由),「日來皮當衣」(缺衣穿),「餓來水充飢」(飢餓),「雨來滿屋水」(全都住茅棚),「病來無藥醫」(沒有醫生,沒有藥)。
理應把天安門前的那具僵屍也抬來一起受審判,因為他不但沒有認錯、悔過,反而還向波爾布特和英薩利祝賀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

假如謝長廷是台灣總統…… 阮 銘

上月寫了篇《假如馬英九是台灣總統》,《爭鳴》雜誌轉來「讀者請求」,期待我再寫一篇《假如謝長廷是台灣總統》。今奉命作此文。
二○○八總統將面對的挑戰從世界看台灣,世界面臨的三大挑戰:對和平的威脅、對地球氣候的威脅、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脅,台灣都存在。
對台灣來說,台海危機是全球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熱點之一。二○○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國試射一枚中程飛彈摧毀一顆人造衛星,有評論認為是為未來「星球大戰」作準備,若美軍干預台海,中國得以摧毀通訊衛星破壞其情報、指揮系統。還有九百多枚飛彈瞄準台灣,這是二○○八總統將面對的挑戰之一。
挑戰之二,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已名列前茅,第十三名。這同發展戰略有關。台灣地域小,人口多,能源、資源短缺;但植物、昆蟲、鳥類等生物資源豐富。政府的發展戰略,卻偏向高耗能、高污染的出口製造業。一個台塑六輕,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六七五五點七萬噸,佔全台灣總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七,超過四分之一!台塑六輕大量用水,是佔用廉價的農業用水,迫使農民轉抽地下水,使地層下陷。台灣的環境危機,是少數財團圖利眼前、損害多數人民未來前途。如何調整台灣未來的發展戰略,二○○八總統必須面對。
挑戰之三,台灣的民主。美國紐約自由之家二○○七年度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指出: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直在擴展;但今年自由國家沒有增加,還減少了一個--泰國。另外,有十七個國家的自由度下降。這個變化表示,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全球科技發展、自由擴張,經濟上升,可以說是充滿希望的世紀末,突然變成前途迷茫的「新世紀」,奴役制度對自由的威脅在增長。台灣同樣面臨內部與外部反民主勢力的威脅。
面對這三大挑戰,新總統已不可能用舊的思維方式去解決。謝長廷有沒有迎接這些挑戰的新思維呢?
據我觀察,台灣的政治人物,走極端主義,趨向兩極化的居多。謝長廷提出「台灣維新」、「和解共生」、「幸福經濟」,在今日台灣的確難能可貴。
超越統獨,維護自由民主價值謝長廷超越統獨、超越藍綠,主張以維護自由民主共同價值,解決台灣的族群與認同衝突。
台灣的大多數民眾,日常生活中並不存在族群與認同衝突。衝突是少數極端主義政客和「名嘴」之類製造出來的。
所謂「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不過是來台先後的差別,而且早已互相通婚,互通血緣,難分彼此。
所謂「國家認同」:台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完成民主制度轉型的自由之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四大族群均平等參與,所以大多數台灣人都認同自己屬於台灣這片自由國土的自由之民。
少數挑撥族群和認同衝突的極端主義者,主要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民族主義置於自由民主價值之上。
一種如連戰,在美國演講自稱pure Chinese(純種中國人),說他「代表全中國人民」;在北京大學演講主張「聯共反台獨」。連戰這種話,有「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結的人聽了很興奮。當然也有人很反感。大多數人聽了只覺得好笑,在台灣選總統選不上,怎麼跑到美國吹大牛「代表全中國人民」?國民黨政客和親國民黨「名嘴」屬於這類,他們認同的「中華民國」有一千幾百萬平方公里,不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包括蒙古共和國。不過連戰他們的「大中華民國」,只敢在台灣「大聲說出」,從不到中國大陸去講。
另一種極端主義政客和「名嘴」,在台灣人內部製造對立,分什麼「本省」、「外省」,「統、獨」,「藍、綠」。還要分「深藍、淺藍」,「深綠、淺綠」,主張打「民主內戰」,對異己者要殺得「刀刀見骨」。
謝長廷主張「和解共生」,反對兩種極端主義,反對無謂的統、獨之爭。謝的國家認同明確:台灣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早已完成民主國家轉型,經過政黨輪替,即將進入第四屆總統全民直選,哪裡還需要統、獨公投?認同台灣,就是不分族群、省籍,和解共生,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共同價值。
以人民幸福為目標的台灣主體開放戰略在經濟領域,謝長廷提出以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自由幸福為目標的台灣主體開放戰略。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是出口導向、製造業導向,從勞動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高科技製造業,追求低成本、高增長率,大量製造行銷全球。這種舊戰略,在國民收入提高,國內工資水準、消費能力相應提升之後,為了降低成本、追求高額利潤,這些製造業大量轉移到能提供廉價勞工的中國,也就是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量複製台灣的過去,由台灣提供必需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和設備。結果是少數台灣出口製造商發中國財成為巨富,台灣本身的產業結構和創新能力無法提升,造成台灣社會貧富兩極化。
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和「幸福經濟」,就是要改變這種在中國大量複製台灣過去的舊戰略。他提出台灣主體的開放戰略。開放是手段,目的是提升台灣自身的產業結構和創新能力,創造讓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共同受益的幸福新經濟。這就是把眼光放到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和環境,讓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得幸福,都能享受美麗舒適的自然環境和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
謝長廷的幸福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區別在哪裡?一個是發展指標。改變過去片面追求GDP增長指標,採取新的標準。現在國際上有「永續發展指標」(Indicator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經濟提升時環境污染要下降,如污染上升了,要抵銷經濟增長度,產生污染的產業要付代價。還有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包括國民所得、健康、教育等等。就是台灣經濟轉型到真正為人的幸福、為優化自然環境的新經濟。
再一個是著眼於提升產業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發揚人的創新精神應高於追求降低人力成本。所以幸福經濟要重視教育,重視培育各行各業的創新人才。國家政策應鼓勵各行各業的年輕人創業,發展多元的創意產業。避免貧富懸殊的M型社會的關鍵是普遍提升人的教育水準和創新能力。
再就是公平的社會福利政策。舊經濟理論認為公平與發展、環境與增長是衝突的。新經濟已經宣告舊理論的破產。北歐就是公平與發展、環保和增長相輔相成的典範,今天北歐國家不但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越來越好,經濟發展也迅速趕上西歐,國家競爭力更躍居全球最前列。謝長廷一貫主張公平正義的社會福利政策,原是民進黨內「福利國」一派,這次參選二○○八總統提出「幸福經濟」,就是認為自由公平的社會和美麗舒適的環境能夠激發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這是現代新經濟的引擎。
也有人說,謝長廷的開放政策與馬英九無大差別,都主張三通,都主張取消投資限制。差別在於目的不同,主體不同。國民黨的三通和取消限制,是把台灣經濟納入「一中共同市場」(蕭萬長語),以中國為主體,為中國的需要生產和服務。謝長廷的三通和取消限制,是為建設台灣主體的幸福經濟為目的,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市場引進國外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發展台灣的新經濟。謝長廷主張取消限制的同時,應制定國家科技經濟安全法,對重大投資個案審查,保障投資符合台灣的發展和國家安全。至於三通,屬於交通運輸業,愈便捷、愈節省時間和費用愈好,當然兩邊要平等互利,謝長廷不會接收「九二共識」之類政治前提下的「三通」。這就是謝、馬的最大差別。
「和解共生」對共產黨有效嗎?謝長廷的「和解共生」,不但對內和解,謀求解決統獨、藍綠之爭;而且對外,謀求改善國際和兩岸關係。人們的疑問是:謝長廷的「和解共生」對共產黨有效嗎?難道謝比馬更能穩定兩岸關係嗎?
然而確乎如此。我不說謝比馬本事大,而是說共產黨對謝和馬的要價不同。在老共看來,馬是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是「同一國」。所以一定要為馬開「鴻門宴」,簽「和平協議」,馬想躲都躲不掉。懂點歷史的人都知道,真和平是不需要簽字畫押的;一簽協議,戰爭將至。遠的如慕尼黑和平協定、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近的如南北越巴黎停戰協定,簽字人基辛格、黎德壽雙雙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獎金到手,北越軍隊就打進西貢、消滅南越,西貢改名胡志明市。基辛格除了在北越軍隊來到之前,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急急忙忙把在西貢的美國人撒走之外,什麼也沒有做;第二天(四月三十)南越政府投降。
假如謝長廷當選總統,就不需要扮演馬英九逃不掉的悲劇角色。因為謝長廷不是中國國民黨,既沒有對六十年前國共內戰的歷史責任,也沒有「九二共識」之類的共同語言,國共和談失去了前提條件,胡錦濤的「鴻門宴」就開不成。
這一點連許多美國人都清楚。只有不懂歷史的柯慶生,才去歡迎胡錦濤十七大報告的「和平協定」;懂歷史的薄瑞光,只期待二○○八新總統去同胡錦濤「對話」。「對話」意味著討論各自關切的問題,包括實際事務,大可不必去碰那恐怖的「和平協定」。
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要拒絕謝長廷的「和解共生」也難。
「和解共生」,對兩岸來說,就是不要劍拔弩張、飛彈相向;雙方做朋友,平等相待、和睦相處;但絕不締約婚約,因為我不想嫁給你。
嫁給一個共產奴役制度國家,即使是開放的共產奴役制度國家,也是可怕的。所以謝長廷的「和解共生」,比胡錦濤、馬英九的「和平協定」更安全,也更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
謝長廷與馬英九的共同使命很多人關心,假如謝長廷是二○○八總統,馬英九還有機會嗎?
當然有。但最重要的是,馬英九在認同問題上,要掙脫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枷鎖,超越統獨,超越藍綠,維護自由民主共同價值。也就是說,馬英九要把「聯共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成為台灣人民自己的民主政黨,同執政黨進行良性競爭。
據我看,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的國會選舉,國民黨肯定是國會第一大黨。現在人民視國會為台灣第一亂源,兩大黨天天為統獨藍綠鬥個不休,而不能好好為台灣人民立法和監督行政。此風不改,不要說謝長廷的和解共生、幸福經濟難以付諸立法和執行,中國國民黨也難以在台灣長期立足。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都需要改造,把現在的「統獨兩黨制」改成「民主兩黨制」。這是謝長廷與馬英九的共同歷史使命。大家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都是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指導下建立的列寧式集中制政黨,「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都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起草的。現在國民黨立法委員在立法院,不聽選民,只聽黨的指揮。
李登輝當總統和國民黨主席十二年,加上蔣經國最後兩年,在台灣人民和反對黨民進黨的推動下,可以把一個標榜「反攻大陸、滅共統一」的軍事戒嚴政權,轉型成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崛起的自由民主典範,卻未能改造得了國民黨。最後被國際社會譽為Mr. Democracy(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竟被「聯共反台獨」的連戰趕出中國國民黨,可見國民黨改造之難。
不久前馬英九的幕僚在一個年度工作文件中去掉了「九二共識」,連戰又是「暴怒」訓斥,又是發表書面聲明登報討伐,氣勢洶洶;迫使馬英九不得不對這個太上皇「奉命唯謹」。馬英九如能利用二○○八選後在野的四年,認真改造好國民黨,監督好執政黨,同民進黨一起在台灣確立「民主兩黨制」,解決好台灣的統獨、藍綠衝突,獲得台灣人民的普遍認同,其歷史貢獻必大大超過當二○○八總統。
我上回說,馬英九若是二○○八總統,難逃歷史悲劇角色的命運;若能當在野黨領袖改造好國民黨,成為台灣從「統獨兩黨制」過渡到「民主兩黨制」的推手,那就是歷史正劇的英雄了。那時「連胡會新聞公報」就成廢紙一張,再也綑綁不住馬英九的新國民黨了。
何況「小馬哥」還年輕(尤其在國民黨內作比較),等到二○一二或二○一六,客觀歷史條件不會讓他扮演悲劇角色之時,台灣人民不會忘記他的。

達賴喇嘛與藏民公投之議 (瑞典)茉 莉

最近令中國政府大為光火的是,無論他們怎樣竭力阻擾,「達賴旋風」仍然從西方各國颳到東方,熱潮未減。這位被稱為「喜馬拉雅山瑰寶」的大活佛,身著絳紅色袈裟一路走來,談笑風生之中,就他自己的轉世問題,提出種種大膽的設想。這就使那邊廂的北京當局如坐針氈,雷霆大發。
惱怒之中,中國當局忘記了自己無神論者的身份。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居然說:「達賴的表態顯然違反了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儼然以佛教中人的口氣來說話,這就令我們不得不深究一下:到底達賴喇嘛對他的轉世問題是如何表態的?為什麼他要提出這些設想?這些設想是否符合西藏的傳統以及現代化的趨勢?
自由派活佛的開放性思維引發中共激烈反彈的,是達賴喇嘛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印度北部的錫克教聖城阿穆瑞沙的一番話:在他圓寂前,藏民將舉辦公投,以決定是否需要新的領導體系;若藏民決定仍要沿襲達賴喇嘛制度,他將於中國境外轉世,或在圓寂前選定新達賴,而繼任者「將繼續我開始的任務」。
達賴喇嘛的一系列言論表明:藏民公投將決定一個問題--選擇什麼樣的「領導體系」,即還要不要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如果還要這個制度,他將有兩種選擇:一是靈童在西藏境外轉世,理由是他本人幾十年來一直在境外流亡,按照邏輯自然應轉世在境外;二是在生前選擇繼承者,如從高僧之中選出,或從他心目中的人選中選定。此外達賴喇嘛還有更多的設想,諸如下任達賴喇嘛可能是女性。
其實上述主張,達賴喇嘛曾在以往不同場合的談話中都闡述過,不過沒有引起中國當局及世人的重視而已。而這一次,同樣的言論卻被媒體熱炒,輿論普遍認為,這些言論是為了抗衡中共今年出籠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人們如此分析,不能不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中共新法規明顯針對年事已高的達賴喇嘛,企圖控制達賴喇嘛未來的轉世,那麼,即使達賴喇嘛最近的言論是一種重復,也就很正常地賦予了抵制中共法規的新的意義。
殷鑒不遠,「兩個班禪」的出現是西藏人心中的痛。據達賴喇嘛的侄子凱度頓珠透露,中共統戰部官員曾在會談過程當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團的面說:「你們有班禪喇嘛,我們也有班禪喇嘛。」因此,西藏人毫不懷疑中共將在未來搞「兩個達賴」的險惡居心。現在西藏人能夠做的,是想出一些對策,將中共施加給藏民族及其宗教的危害盡可能地降低。
但是,我們在看到達賴言論在抵制中共干預方面的現實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近五十年了,他周遊世界,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觀念,和基督教等世界各大宗教進行過對話交流,其思想之現代化,已經不同於傳統的西藏僧侶。早在六十年代末,達賴喇嘛就學習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堅持讓西藏流亡政府通過新憲法,其中規定:只要人民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投票同意,便可廢除達賴喇嘛的所有職權。
這位胸襟開放的自由化活佛早就意識到,西藏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中,過去那種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式已經不適合了。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具有一些弊病,例如,找到的年幼靈童無法直接親政,往往形成近二十年的權力真空期,造成攝政者及政敵之間的惡鬥。因此達賴喇嘛早就萌生不再轉世的念頭,但為了保持西藏民族的凝聚力,目前仍需要一個精神核心,而且不能讓北京來操縱這個精神核心,因此,達賴喇嘛不得不考慮在境外轉世,或者在生前選定繼承人。
藏民公投的意義與可行性達賴喇嘛關於未來繼承者的種種設想,都不違背西藏傳統。其中最令筆者欣賞的一個計劃是:實行藏民公決,把選擇領導方式的權力交給人民。這種設想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是對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的一次改革,使這個制度走向公開透明,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
那麼,這個設想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呢?就技術上來看,是有相當的難度。因為目前西藏民族被人為地隔絕,以喜馬拉雅山為界,分為境內西藏和流亡西藏,境內西藏仍然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但是,對西藏人來說,達賴喇嘛是他們最為崇敬的精神領袖,他們相信,達賴喇嘛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為了全體西藏人的利益,因此,境內外西藏人會盡最大的努力排除困難,參與投票。
筆者預測,如果藏民公決能夠實行,其結果可能是:全民信佛的西藏人仍然會主張保留達賴喇嘛制度。但是,這個制度畢竟是「政教合一」的產物,應該對之進行改革。
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達賴喇嘛早就在政治責任的繼承問題上,提出過一些不同於傳統的看法。筆者估計,廣大藏民會希望達賴喇嘛繼續轉世,希望下一屆達賴喇嘛仍然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但原本附在達賴喇嘛名下的政治地位,卻可能會與其宗教身份分開。
現在倒是中共想不通了,如果被他們視為「迷信落後」的老藏民實行民主公投,他們這些N個「先進的代表」卻還是在搞專制統治,令廣大漢人情何以堪?他們又如何設法去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於是,曾經以反對迷信為名,倚仗武力強行取消西藏靈童轉世制度的中共,現在反過來聲嘶力竭地維護這個制度了。
為了對抗達賴喇嘛的改革性設想,中共堅持守舊復古,強調要按照宗教儀軌、歷史定制、金瓶掣簽和中央政府批准這四大程序來確定轉世靈童。其實至今為止,西藏有過的十四位達賴喇嘛,只有十世、十一世達賴兩位轉世靈童,是清政府通過金瓶掣簽選擇的,其他大多數靈童都沒有經過什麼「中央政府批准」。如果中共要繼承清制,為什麼只單單繼承針對西藏的金瓶掣簽,而不連清朝的皇位制度、八旗制度也給繼承下來?
一個沒有理念的世俗政權,不管它在物質上、軍事上佔有多麼大的優勢,也無法擊敗具有精神號召力的達賴喇嘛。如果達賴喇嘛真能發起藏民公投並獲得成功,那麼,這種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改革,將是這位「蓮花座上的先生」能夠給藏民族留下的最好的遺產。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請你幫忙打幾個救命電話 !!

各位朋友:

就在我们度圣诞和新年佳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件。胡佳被捕,其家属的电话被切断,我联系不上。郭飞雄的姐姐和太太张青昨天探监,获知郭飞雄已经被殴打致残。于是,从今天凌晨起我给郭飞雄所在监狱打电话。张青认为,打电话是有用的,黄河清等朋友也说,这是一种实际而有效的救助行动。黄河清并要我把打电话的情况写出来,公开发表,让更多的人关注狱中的郭飞雄。这是我刚刚上网的一篇文章。供各位参考。如果方便,请把此文转发给你的朋友,或者贴到其他网站。多谢!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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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 我给郭飞雄(杨茂东)所在的梅州监狱打电话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是近年来著名的中国维权人士,自2005年为罢免村官的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后,他被当局以各种名义施加迫害,现在广东梅州监狱服刑。在郭飞雄的经历中,有一点令人非常难过,即:他多次遭受残忍的殴打。
◎ 2005年年九月起,郭飞雄因在太石村维权被拘留超过一百天,后又被秘密警察监控数月,其间2 次被殴打。
◎ 2006年8月,郭飞雄在韶关被非法监禁一夜后,在押回广州途中的火车上,被七个乘警和铁路派出所的警察,按在地下殴打一顿。额头上打掉一大块皮,流血了,鼻子也给打出血。
◎ 2006年9月14日郭飞雄被当局拘捕,当局使用酷刑,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逼迫他自证有罪,身体上留下五六处伤残。
◎ 2007年12月18日,郭飞雄进广东梅州监狱后的第五天,有人当着两百多服刑人员的面出来殴打他,打的过程中他从一个楼梯上栽下来。 不管我们对郭飞雄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持什么看法,上述这些殴打、虐待以及使用酷刑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因此,我自今天凌晨两点半,开始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梅州监狱打电话。
我打电话找了梅州监狱值班室、狱政科办公室、狱政科肖科长,以及郭飞雄所在的六监区一分管区和二分管区。值班室的人说,她只是守大门的,不知道这些事,要我去找办公室。狱政科办公室有一位女性接电话,我在和她对话中问了好几个问题:
1,"请问,是广东梅州监狱吗?杨茂东先生(郭飞雄)是在你们监狱服刑吗?我叫茉莉,是欧洲瑞典的教师,我和郭飞雄是朋友,听说他最近在绝食,请你们告诉我,他为什么要绝食?"
2,"我听说郭飞雄于12月18日,也就是他进梅州监狱后的第五天,当着两百多服刑人员的面,在你们监狱遭受殴打。我认为你们违反了《监狱法》第13条、第14条,其中对监狱警察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作了明确规定,如监狱警察不得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不得侮辱犯人的人格,不得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
3,"希望你们认识到,这样对待杨茂东是违法的行为,不但有损你们监狱的名声,也将令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蒙受耻辱。"那位在狱政科工作的女性说,她知道杨茂东绝食,但他们监狱绝对不可能发生殴打犯人的事情,这是犯法的。你们这样老打电话来,叫他们怎么工作?这位女性让我去找肖科长。狱政科肖科长的电话我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最后来了一位李小姐,她说她是隔壁的刑法执行科的,听到狱政科这边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过来接一下。李小姐说因为是元旦节,肖科长他们下监区去了,找不到人。我请李小姐把我的话记录下来,她很认真地记录,说一定给肖科长汇报。看来这位小姐对杨茂东一无所知,她反复说监狱不可能容许打人,我说杨茂东的太太和姐姐今天刚接受采访,谈及郭飞雄的情况,她们亲属不可能说谎。我说现在杨茂东在梅州监狱挨打的消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对你们监狱的名声很不好。那位李小姐说:是啊,这是不好的,但打人的事情不能肯定。最后我们都同意这件事应该进行调查。郭飞雄服刑的六监区,我打了两个电话,一分管区的占线,二分管区有一位男是接了,我一提及杨茂东的事情,他说我打错了 ,就把电话摔了。直到瑞典时间凌晨四点,我才睡觉。上午十点钟我起床后,立即致电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谈及打电话给郭飞雄监狱的事情。张青说那些监狱干警说谎,郭飞雄在会见家属的时候,身上有伤,走路都很艰难。殴打是当着200多囚犯的面的,有见证人的。张青和朋友们都认为,打电话询问是一种实际而有效的救助行动。尽管狱方绝不会承认,但外界的关注会令郭飞雄的待遇多少得到改善。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网友来关注郭飞雄,打电话去向狱方了解他遭受殴打的情况。如果狱方不承认,可以建议他们组织调查以澄清家属的说法,一个公正的调查,应该让郭飞雄的律师参与。下面是有关电话号码,在此提供给愿意关注郭飞雄的朋友:

广东梅州监狱值班室:(0753)-2183 028狱政科办公室:(0753)-2183 014狱政科肖科长:(0753)-2183 039郭飞雄所在的六监区一分管区:(0753)-2183 067※二分管区:(0753)-2183 068

是幫派分裂和毀壞中國維權 - 張三一言

是幫派分裂和毀壞中國維權
文章摘要: 從極右的純黨內改良到極左的暴力革命,只要他們的目標是要求結束一党專政實現民主制度的,都是促進民主進程的力量。我期待這些不同派別的組織和個人,最低限度做到各做各的不要否定或打擊不同派別;最理想的是做到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協同前進。 作者 : 張三一言, 《自由聖火》首發時間:12/28/2007[一]、誰是分裂和毀壞中國維權運動罪魁禍首?有一個反對政治維權幫派者如是說:「06年三月我寫了“冰點模式”,是有感於維權的成功。這次的廈門PX事件,比之和中共博弈旗鼓相當的冰點事件,更傾向於是一次民間力量的毫無疑問的勝利。冰點事件,只能說是民間的道義和政府的權力打了一個平手;但政府在敏感的媒體政策上,不得不退了一步,可以視為一次維權的突破;可惜過激的運動很快的毀壞了05年開始到06年初的維權的良性潮流。維權運動被過激的力量驅使,中國的民主化在外部壓力,內部分裂的雙重破壞下,舉步唯艱。」原來,有一個“05年開始到06年初的維權的良性潮流”,而這個良性潮流被“毀壞了”,毀壞的罪魁禍首是“過激的力量”!這是捏造事實,然後栽贓。且看事實。大石村事件2005年7月始;高智晟2005年10月18日向胡錦濤、溫家寶發出公開信,呼籲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冰點停刊2006年1月;高智晟絕食始於2006年2月4日;丁子霖《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丁子霖致高智晟先生的公開信》2006年2月23日。這些事實中,有兩個真相要提出來說明。其一,所謂“毀壞了05年開始到06年初的維權的良性潮流”的“過激的力量”主要指的是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為標誌的政治維權;特別是高智晟提出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和絕食行動。如果這樣的行為也算是“毀壞”性的“過激”行動,那麼無疑是要求中國人永世安當奴隸,不要提出任何人權和其他政治權利要求。口口聲聲說要人權優先的這些幫派人士,對高智晟提出要求保護法輪功徒人權就認為過激,就要反對,就要橫加罪名。對真正“毀壞”維權的罪魁禍首共產黨則全文只有“在外部壓力”四個字輕帶過。這種愛中共憎民主、人權(政治維權)的感情真實地表露無遺。其二,事實是2006年2月23日丁子霖《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丁子霖致高智晟先生的公開信》一出,就開啟了維權內部的分裂。高智晟2006年8月被抓。在這期間的前後,有兩個重要事實同時同步進行,且指向同一目標:一是中共加強了對維權(特別是政治維權)、民運活動和網絡言論的鐵腕扼殺。二是幫派者全力打殺以高智晟郭飛雄為標誌的政治維權活動。由此引發那幫人一連向政治維權進攻打壓完成了中國維權的全面分裂。在外有共產黨高壓內有幫派者追打形勢下,當時如火如荼的民間維權和反抗運動由此顯得消沉。幫派人士無法依據事實和邏輯回答:政治維權一方有沒有反對否定追打過你們幫派的觀點和行為?外部壓力從未停止過分化瓦解維權和民運,是誰從內部首先挑起維權分裂?是誰製造分裂後又把分裂進行到底?是誰完成分裂大任後又對異己進行超越人倫的落井下石?是誰在維權民運中鼓吹“分裂是自由權利”(是誰在強調合作是促進中國政制改變的需要?)、是誰至今還在搞分裂活動?總的問題是,過去和今天,到底是幫派人士追打他們的異己者還是其他派攻擊這個幫派?分裂是你們挑起的,分裂是你們完成的,你們才是分裂維權的罪魁禍首;現在你們倒耙一把指被你們追打的一方搞分裂。世界上少有像你們這樣強行霸道的惡行。請問:幫派人士為甚麼要賣力賣命地這麼做?(這是所有關心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人們值得嚴重關注和研究的問題;答案可能要待將來可以得到必要的證據才能得出。)我再問幫派人士。過激維權何所指?大石村維權?汕尾東洲村維權?高智晟郭飛雄模式的維權?溫兆鈞鄭存柱郭泉的“寫信維權”?冰點維權?廈門PX維權?過往所有維權都沒有今天收回土地維權那麼具有高度政治意義和“過激”,也少有取後那麼大的成功。請問這是非政治溫和漸進的成績還是政治的“過激”的成績?尚若“農民收地”繼續取得成績,這行動就不是過激,反而要寫在漸進的功勞本上,若失敗了,那時“農民收地”就成了海外民運高調介入的罪證,就成了民主革命派鼓吹暴力掀動暴民的罪證;那時“農民收地”及其虛構的海外民運、民主革命派就成了高智晟郭飛雄第二,又是一個落井下石的大好機會,又可明向中文網絡世界要求再建一座“溫和漸進”紀念碑,暗向共產黨邀功的大好機會。其實,這些幫派者根本不在乎你是甚麼東西,只要你成功了(例如過往激烈到驚天動地的分田到戶或類似的事)就是他們幫的非政治的溫和漸進的勝利;那怕是像今天農民收回土地的維權(即使是今天他們拿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廈門模式”),只要(假如)失敗了就是政治性維權就是過激的罪過。他們的公式是:“敗就是你們民主過激的罪過;勝就是我們非政治的溫和漸進的功勞。” [二]、我反對這些幫派的甚麼東西?我不斷重複我的觀點:從極右的純黨內改良到極左的暴力革命,只要他們的目標是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的,都是促進民主進程的力量。我期待這些不同派別的組織和個人,最低限度做到各做各的不要否定或打擊不同派別;最理想的是做到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協同前進。這些幫派們說,他們承認現政權合法性,堅持以合法、和平、溫和、漸進方式爭取自由和人權。我雖然並不全然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是,我會把他們視作促進中國民主進程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不但不會反對這些東西,反而是非常讚賞他們的觀點和完全支持他們這樣做。按照我的觀點,如果這些幫派者遵從他們的立場觀點去做,只要消極地做到“各做各的不要否定或打擊不同派別”,我就必定全力支持。我強烈地反持他們的甚麼東西呢?因為他們不願意“各做各的不要否定或打擊不同派別”,不容異派存在,排除異派、打擊、否定異派。我反對的僅僅是這種唯我獨存不容異己的思想和作為。不論他們在任何時候停止排拒打擊異派作為,我就甚麼時候停止反對他們;只要他們一天堅持否定排拒打擊異派作為,我就反對到底,絕不妥協。這些幫派者都說自己是自由主義分子,有些還強調要消極自由。這很好。「消極自由指的是在「被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強制,在行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於強制和干涉」的狀態。」消極自由是指不受束縛或限制的自由。現在,政治維權者,從來都尊重和沒有限制、干涉你們幫派的的觀點和行動,滿足了你們的消極自由。但是你們從不放過限制、干涉、打擊政治維權觀點和行動,至今仍一直在干涉別人的的消極自由。請你們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消極自由主義者好不好?請你們尊重一下別人的消極自由可以嗎?2007/12/27

何俊仁談從政三十年

◎蔡詠梅
何俊仁談從政三十年
● 八月十一日何俊仁在他位於中環的律師樓接受本刊採訪時,回憶了他的學生時代,談到他為何走上從政和關注人權的人生道路,並罕見地談到他的家庭、個人愛好,以及他投身保釣運動的一些感受。
● 何俊仁說,對中國內地生活在共產政權下人民處境的關懷是他從政的起點。
六月初,因國際互聯網公司雅虎出賣而被中共判刑十年的湖南記者師濤的母親高琴聲老師來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律師陪同她在銅鑼灣的教協會議室見記者。會後飲茶休息。他和高琴聲老師隨意地聊著天,誠摯親切。事後高老師說,想不到何律師如此樂意助人,又如此平易近人。  何俊仁樂意助人愛管「閒事」在香港是有口皆碑,我也深有同感。去年初師濤被捕後,獨立中文筆會提議要幫師濤在香港狀告雅虎,要我去找何律師。我久居香港,知道香港興訟成本昂貴,而且此案勝訴希望又不大,覺得何律師未必會相助,但不妨問一下,便給何俊仁打了個電話。使我意外的是,何俊仁立刻回了電話,說這宗官司應該打,他一定幫助,香港不好打,可以到美國去打。在何律師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和種種曲折,師濤狀告雅虎出賣客戶一案終於在美國啟動。記者會後的第二天,何俊仁的助理潘嘉偉陪高琴聲老師在美國領事館拿到簽證,次日一早何俊仁親自到酒店接了高琴聲老師陪同她飛往美國。  這位樂意助人的民主派雙料議員(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公職甚多,是民主黨主席、支聯會秘書長、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社區組織協會董事、八個社團的義務顧問。去年又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支持幫助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師濤案僅是何律師支持的眾多個案之一。學生時代已是民主派  現年五十五歲的何俊仁,對社會的關懷早從青少年時代已開始,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在香港大學讀法律時已投身學生運動。他不無自豪地說,「我一開始就是民主派。」  那個年代正是中國文革時期,香港也受到強烈震盪,不少關注時事的青年學子對中國何去何從展開了激烈的大辯論,但在校園中佔主流的是親中共,主張擁抱紅色中國的所謂「國粹派」,學生會也受其控制。何俊仁當時以一個涉世未深的熱血青年卻能夠察覺中國正在進行的那場「偉大革命」根本是無法無天,是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摧殘。他說這看法首先是出於他所受的法律訓練。他記得曾讀到中共管政法的元老董必武的一段話,大意說法律制度是統治者的意志的表現,因此不能成為黨和國家的束縛而綁手綁腳,他感到十分荒謬。  其次,他受到香港著名史學家許冠三的影響。許冠三是台灣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的朋友,曾任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的編委,當時在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書,夜晚也在家裡開課授徒。何俊仁對哲學感興趣,又喜歡研究中國現代史,常到許冠三家中聽課,由此接觸殷海光、卡爾.波普及哈耶克這些自由主義大師的思想,眼界大開,因而避免了一場左傾激進的青春迷夢。當時經常與他一道登門求教的一批年輕人王耀宗、麥海華、何良懋等現都是香港民主派的活躍人士或傳媒人。何俊仁至今記得他當時對國家主席劉少奇得不到憲法保障被打倒一事感到震驚而求教於許冠三。許教授告訴他,共產黨人從來如此,他們可以宣告任何人不屬於人民,用道理殺人。改變校園親文革的政治氣候  何俊仁說他早年學運生涯有兩段感到自豪難忘的事。第一件是一九七四年與他志同道合的港大社工系同學麥海華(現支聯會常委)扭轉了國粹派在校園的主導優勢。麥海華出來競選學生會主席,提出一個民主派學生會班子與親中的左派學生對壘。何俊仁負責助選。結果以一比二的票數大獲全勝。不久受港大影響,中文大學學生會也變天,民主派勝出。第一個到新華社門外示威  另一件是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五月四日,那時何俊仁已畢業在一家律師行當見習律師,他帶領有數百成員的大專同學會(何是前會長,時任顧問)到新華社示威抗議中共鎮壓民眾,宣讀了他寫的五四宣言。宣言中提到中共以政治局常委名義撤銷鄧小平一切黨內外職務是違反國家憲法。這是香港人第一次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示威,因為以前無人知道新華社就是中共駐港領導機構。由於這次示威,港大左派學生在校園貼滿大字報,批判何俊仁反共反華反人民。  何俊仁說,他學生時代所受的教育和這些經歷使他養成以人為本、關懷社會的人生觀,對中國內地生活在共產政權下人民處境的關懷是他從政的起點。多年來何俊仁一直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用法律專業幫助弱勢者,並出任多個社團的法律顧問。二○○五年他的議員辦事處經手的義務法律諮詢個案共兩千兩百多宗,二○○四年高達三千二百八十宗。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出水面,中英開始談判香港歸屬問題,港人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湧現出許多探討香港前途的議政團體,何俊仁一九八四年參加了一個主張九七香港主權回歸港人治港的政論團體「太平山學會」,先任幹事,後任會長。太平山學會的許多骨幹現是民主黨成員。何俊仁說,他以法律為專業,但他對法律具體條文不及法理學和法理社會學的興趣大,在太平山學會期間他發表了對一國兩制研究的許多看法。在中英談判結束,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他作為太平山學會法制組長,曾發表文章指出起草香港基本法應處理的十大問題,此文被收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季刊作為首篇。隨著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逼近,經歷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踏入九十年代,民主派組黨參政,何俊仁投身政壇,一九九五年經直選入立法局,成為香港政壇活躍人物。此後故事,港人均很熟悉。何俊仁律師樓的生意經何俊仁現是何謝韋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合夥人之一。我問何律師,身為民主派活躍政治人物,又同情支持中國民運,會不會影響他的律師事務所的生意?律師事務所能否維持?「有影響,但可以維持。」他說。八十年代時,他曾任某大型中資企業的法律代理人,六四事件後與中資企業關係完全斷絕。何俊仁的客戶和朋友去中資銀行貸款,中資銀行說不能去何俊仁的律師樓做按揭。何俊仁說,「講得很清楚,生意不能給我做。」甚至任何與中資關係良好的機構以及任何政府構與何俊仁律師樓也斷絕往來。但這反而為何俊仁律師樓開通了另一條生路。由於擔心來自官方的政治干預,與中資機構或與政府打官司的客戶反而找上門來。尤其在中國內地發生經濟糾紛更要找能抗政治壓力的何俊仁。他說,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有錢人和窮人才打得起官司。窮人打官司,一是政府有法律援助,二是有很好的法理依據,勝算機會大,往往一啟動還未上法庭就可以和解。因此很多司法覆核的案子都來找何俊仁,何俊仁因此積累了與政府打官司的豐富經驗。街頭戰士梁國雄示威抗議多次被警方檢控,即由何俊仁幫助打官司。最近又為被政府取締的民間電台與政府訴訟。○五年他的律師樓代理法輪功上訴成功,推翻警方指控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處示威阻差辦公和襲警兩項控罪,從而肯定港人和平示威的權利。香港輿論均認為此案上訴結果意義重大。何俊仁是病人權益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病人告醫院的官司全港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都由何俊仁包下來了。他笑說,「生意能維持,但賺錢不多。」一個理念和事業相結合的團隊  何俊仁律師樓,包括他本人共有八位律師,大家政治理念相近,對何俊仁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支持理解,其中一些甚至是並肩作戰的戰友。  與何俊仁共事三十年的關尚義( Clancy John Joseph )律師是位相當傳奇的人物。他是美國人,一位還俗神父,六十年代曾參與美國民權和反戰運動,七十年代來香港後落地生根,講流利廣東話,是香港著名人權律師,現任亞洲人權委員會主任、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同時又是何俊仁的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何俊仁對我說,「他的故事值得你們採訪報導。」何俊仁的弟弟,民主黨區議員何俊麟也是律師,在他哥哥律師行工作。另一位律師莊耀洸,屬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聲援北京學運的香港學運一代人,時為中大文學學生會骨幹,因此有很深六四情結。中大畢業後他入港大專攻人權方面的法律,成為人權律師,亦是近年組織七一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之一。他也是何俊仁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成員。
可以說何俊仁的律師樓是一個由事業和理念相結合的法律團隊。但何俊仁說,他亦希望這個團隊的其他同事能多專諸於本行業務,否則律師樓就維持不下去。 談保釣佩服日本人權律師認真精神  何俊仁九十年代開始參與保釣和對日索賠活動,長期任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及香港維護大戰史實聯席會議主席,經常飛到日本開會,但他認為自己不反日,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希望通過對日索賠能促使日本嚴肅認真對待戰爭侵略遺留的問題。他說,對日索賠運動是超越國家和民族追求更高的原則,即公義和人的尊嚴的運動,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良心事業。對中國大陸目前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他並不認同。他提到一次外國召開主題為亞洲和平的研討會,研究如何解決全球危機,有關中日關係題目,會議請何俊仁去講,「因為中國大陸去的人無公信力,全是民族主義者,又來自極權國家,其他國家一說就是中國威脅。」他們相信何俊仁能客觀公正地談論中日關係問題。  談起保釣,何俊仁對幫助中國戰爭受難者打官司的日本人士的正義感及做事認真一絲不苟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日本有三百多個律師義務免費為中國人打官司,一共四十多個案子,每個案子都有一個龐大的律師團,後面還有一組後援會,說到這裡何俊仁拿出一本厚如黃頁的書給我看:「他們日本人每個索賠案都有一本這樣厚的材料。」他說日本有很多律師十多年來用了自己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時間幫助中國人打官司,而且全是義務,不收分文,他們一些年輕律師自費去中國很多次,去訪問日本侵華受害人,收集證據,有的為與受害者溝通,還專門學普通話。「看到他們這樣認真,我感到汗顏。」他說,從此可看到日本民族的敬業精神。但他亦很感慨地說,「奇怪,中國人對這些細緻的工作沒有興趣,他們喜歡寫文章搞運動,但沒有人做事。」成立大陸維權律師關注組  在歷屆民主黨主席中,何俊仁是「管閒事」最多的一個。上兩任楊森和李永達任民主黨主席時,均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去年底何俊仁競選主席,有黨員希望他心無旁鶩作好民主黨的工作,其他事就不要理了。何俊仁答說不可以,支聯會支持八九民運、以及對日索賠都是人權問題,不能不做。想不到當選主席後,何俊仁又管多一件事,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  此事緣於去年年初與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的一通電話。高智晟在電話中對他說,要絕食抗議四十八小時聲援被公安毒打的維權人士郭飛雄,何俊仁立即表示將在香港絕食響應。因這一句承諾,何俊仁竟絕食長達一年有餘。何俊仁去年全年每周三他都禁食二十四小時,甚至在他去年八月遭到暴力毆打住院間也未中斷。他說,周三是立法會會期,絕食可以得到公證。有時一群民主派戰友開會後一道吃飯,滿桌美食,他只喝水,大家才想起這天是他的絕食日。由於這次行動,使他萌生了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念頭,他找了不少人謀求資助,其中有何東家族後人香港商人何鴻卿,均無回音,但遭暴徒襲擊後,何鴻卿找到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劉慧卿(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說願意幫助何俊仁,出資三百六十萬元。何俊仁笑說,「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挨了打,他同情我。」
何俊仁有一個幸福家庭  提到何俊仁去年八月二十日遭暴徒襲擊事件,有個細節令許多女性很感動。當救護車趕到現場為他包紮時,鼻樑骨打斷,血流滿面的何俊仁卻急著要人為他找回被打掉的結婚戒指。這一幕在電視新聞播出後,使人看到這位行俠仗義的公眾人物背後柔情的一面。  何俊仁有一個幸福家庭。太太鄧淑儀是位賢妻良母,在家相夫教子,永遠在丈夫背後默默支持,多年來為丈夫當司機,開車送丈夫上班下選區,很少拋頭露面。在何俊仁遭暴力攻擊後,許多記者都想見何太一面,結果僅極少數記者能夠訪問到這位何俊仁背後賢淑的女人。何俊仁有兩子一女。居長的女兒在香港一家大公司任行政人員,長子在金融機構工作,幼子仍在加拿大讀碩士。子女對父親的事業能理解,還幫助他競選。  何俊仁是工作狂,又愛管閒事,社會事務繁忙,從早到晚開會,工作、下選區、見巿民、星期天又要上街示威搞運動,幾乎沒有私人空間。甚至度蜜月,他都帶了書去看,帶了稿子為報紙寫文章。每次坐飛機,都是他不受干擾讀書的好機會。  陪家人的時間很少,何俊仁說感到在物質上和時間上對家人有虧欠。他說,「我很少同家人去旅行,去旅行從來坐經濟艙,覺得作人應該簡樸。」何俊仁對太太其實相當體貼。他說,常去外國開會,通常兩三天,開完即返港,如果時間多一點,就帶太太同行。開會後陪太太出去玩玩。他還盡量把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上午時間留給家人。平日晚上開完會後如果才九點多鐘,一定趕回家吃晚飯。由於工作太多,不少個人興趣愛好也放棄了。他從小喜歡打功夫,練太極拳和少林拳,有一批習武的朋友,到八十年代也停了下來。  何俊仁事務太多,睡眠時間受擠壓,以前他可以倒頭就睡,「但現在不行了,煩惱事太多,搞組織很麻煩,尤其是中國人組織。」他這顯然是指當了民主黨主席之後。他說組織中的內部矛盾、人事糾紛,他希望以公平的組織機制來解決,以人的誠懇來解決,對人多寬容諒解,不要太自我中心。  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何俊仁最後這樣說,「我是一個積極的承擔責任者,就像一個軍人上前線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會戰死,你也要上去,那是你的責任,你要堅守你的崗位,面對失敗也不能放棄。」

2007年12月29日 星期六

喬曉陽政制座談會講話全文 (明報) 12月 29日 星期六 08:25PM
人大常委 副秘書長喬曉陽 出席本港的座談會,介紹及解釋人大常委就本港政制發展的決定。 齊心協力邁向香港民主發展新歷程──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2007年12月29日)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上午,十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 問題的決定》,這是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的又一個重要決定。這個《決定》是在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真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嚴格按照基本法 規定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不容質疑的法律效力。
《決定》通過後,我和李飛、張曉明即受委員長會議的委托,趕來香港參加各界人士的座談會。我們這次來,一是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二是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情況,三是談談對人大決定內容的理解和體會,四是回答有關這次《決定》的問題。一句話就是溝通交流,加深理解。只有正確理解了人大的決定,才能正確貫徹人大的決定。
在開講之前,我想有必要先明確一個問題,就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作決定,是中央的憲制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地方行政區域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在中央,這是單一制國家的應有之義,已經體現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中。為什麼要先明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溝通交流的平台。只有大家站在同一個平台上,才有溝通的條件,如果大家站在不同的平台上,就像著名相聲“關公戰秦瓊”一樣,既無法溝通,也無法交流。我很高興地看到,在綠皮書 咨詢期間,有兩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有接近70%的受訪市民認為,要尊重中央政府的憲制權力,香港政制發展方案的最終決定權在中央。
現在向大家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這個決定剛公布不久,也許在座的有些人還沒有看到。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以概括為五個“明確”:一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這就是: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的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也就是說,立法會可以普選的最早時間是2020年。二是在明確2017年這個普選時間表的前提下,明確了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循序漸進的適當修改,但是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三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須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然後由特區政府 向立法會提出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法案及其修正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四是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五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如果未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都繼續適用原有辦法。
上述五個“明確”,最核心、最重要的,也是廣大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是明確了普選時間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時,普遍認同行政長官報告中下面這段話:“市民對按照《基本法》達至普選的目標,是殷切期待的。市民、政黨、立法會議員、區議會 、不同界別均認同應早日訂出落實普選的方案,特別是普選時間表,這有助於減少社會內耗,亦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穩定和長遠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普選時間表作出明確,既是履行憲制責任,表明中央不僅把最終達至普選目標鄭重寫進基本法,而且以實際行動堅決落實基本法,也是對香港社會這一期盼的積極回應,充分體現了中央聽取港人意願和訴求的誠意,也充分表明了中央對廣大港人的信任,相信我們香港人不僅能夠創造出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上譜寫了一個令人稱讚的香港故事,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落實好、實行好普選,在民主發展上再譜寫一個令人稱讚的香港故事。
下面,我著重就如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談幾點認識和大家交流。
一、為什麼把可以開始普選的時間表確定在2017年?
第一,這是按照基本法立法原意所能做到的最積極的安排。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實行普選產生,是最終所要達至的目標,而不是回歸後必須很快達至的目標。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是一個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証。1988年6月鄧小平 先生在一次公開談話中深刻指出:“香港要穩定。在過渡時期要穩定,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法案都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規定等,可以說就是鄧小平這位“一國兩制 ”總設計師這一思想的重要體現。再從基本法的字面上看,附件一第七條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這裡的“各任行政長官”表明,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以進行多次修改,至少不是在2007年那一任就要達至普選這一最終目標。如果普選是在2007年以後很快就要達至的最終目標,基本法就不會寫“各任”可以修改,也不會原則寫“最終達至”。至於“最終”是什麼時間?雖然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在香港回歸後的頭十幾年?
第二,這是在2007/08年兩個產生辦法未能修改的情況下所能做到的最積極的安排。循序漸進地推進香港民主向前發展,是基本法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一項基本原則。早在1987年4月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時就明確提出:“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所謂“循序漸進”、“最終達至”,就是遵循著一定的步驟,分階段、有秩序地逐步向普選的目標推進。循序漸進不僅是香港回歸後頭十年政制發展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十年後向最終達至普選目標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為什麼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07/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不實行普選而只能作循序漸進修改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麼2005年12月2日在深圳 與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時,我力挺特區政府循序漸進的07/08年政改方案,我當時說:“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符合多數香港市民的意願,是朝著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邁出的重要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一大步。走出了這一步,實際上離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也就更近了。”只可惜,終因未能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致使兩個產生辦法原地踏步,循序漸進未能起步,?
第三,這是香港社會各界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香港這樣一個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社會裡,不論是制定法律,還是作政治決定,都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平衡考慮各種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主張和訴求,從中找出最大公約數,這樣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或者所作出的政治決定得到最大多數人的讚同,才能具有最大程度的認受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深切體會到香港各界對普選的期望,同時也充分注意到各界對什麼時間實行普選意見並不完全一致。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提供了兩組數據:一組是民意調查顯示,有過半數的受訪市民支持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在約18300份書面意見中,約12600件內容相同的意見書支持2012年達至普選。同時,也有另一組數據告訴我們,1.在立法會內支持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議員不足一半。有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在不遲於2017年或2017年或之後,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這個數據很重要,因為兩個產生辦法修改法案需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得不到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支持,任何修改法案都無法獲得通過。2.在全港18個區議會中,有超過三分之二區議會通過動議,支持在不遲於2017年或在2017年先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隨後。這個數據也很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時一致認為,香港回歸祖國10年來,香港的民主政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逐步發展,這幾年香港社會圍繞普選路線圖、時間表展開了廣泛討論,意見分歧逐步收窄,相信再經過10年,到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年,已經處於“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隨著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經驗進一步積累,社會共識進一步凝聚,屆時先後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應當是具備條件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訂出普選時間表是十分嚴肅的,是必須加以貫徹落實的。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時間實現普選,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為什麼要先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隨後?
這是因為:第一,普選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重大變化,必然會對香港社會帶來許多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同時進行,則政治體制在短期內變化過快,不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分步進行,有利於最大限度地降低普選對社會各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有利於普選的穩妥實施,有利於香港政治制度的穩定。第二,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為主導。如果立法會普選先於行政長官普選,勢必對基本法規定的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造成沖擊。行政長官先普選產生,使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在普選的條件下運作一段時間,處理好行政與立法關系,有利於維護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第三,基本法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框架已經作了規定,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經過討論,目前香港社會對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已有較大共識。而對立法會普選辦法,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香港各界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分歧意見較大,缺乏基本共識,還需要較多時間進一步深入討論。行政長官歸納公眾咨詢意見時得出的結論是:“對於循‘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凝聚共識。”“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於推動這些問題的最
三、為什麼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
有的人可能會問,既然《決定》已經明確了普選時間表,為什麼普選前行政長官還要提交報告。《決定》的這一規定,是重申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法定程序。按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及其解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五個步驟:一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三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經行政長官同意;五是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
按照上面所述的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每一次修改都要經過這五個步驟。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已經完成了五個步驟的前兩個步驟,接下來還有三個步驟需要走。而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這次決定只是明確了普選時間表,盡管這個時間表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的,其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毋庸置疑,但明確普選時間表,還不能代替兩個產生辦法每一次修改的五個法定步驟,這是兩回事。因此,《決定》在明確普選時間表的同時,規定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還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確定後,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
四、為什麼行政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第一,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列舉了五個方案,其中有兩個方案主張行政長官人選由普選產生。在這兩個主張普選的方案中,對如何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問題,一個主張由不少於十分之一的立法機關成員提名;一個主張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主張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為工商、金融界代表25%,專業團體代表25%,勞工、基層、宗教團體代表25%,立法機關成員、區域組織成員、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 代表25%。基本法否定了由立法機關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案,而採納了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案。對照基本法附件一關於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就可以清楚看出,這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案與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一致的。第二,正因為如此,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可見,“廣泛代表性”是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組成所必須遵循的共同原則,兩者是有共性和相通的。第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基本法起草時經過廣泛咨詢和討論所形成?
這裡,我再講一下“參照”一詞的法律含義。在我國現行有效的230部法律中,共有56部法律85處使用了“參照”一詞。在這85處“參照”中,最通常使用的含義是,法律對一種情況作了具體規定,對另一種類似情況沒有作具體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通常規定參照適用。“參照”既有約束力,又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作適當調整。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就是既要保持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的基本要素,又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具體組成和規模上繼續討論,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五、為什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只能作循序漸進的修改和維持“兩個不變”?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時很理解香港市民期盼盡快實現普選的願望,所以一致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回應這一願望。同時,也一致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必須要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因此也幾乎一致地認為普選的時間應放在2017年,個中的考慮我在前面已經作了詳細介紹,大家說,2017年已經是最積極的安排,不能再早了。既然2017年是可以開始實行普選的最早時間,那麼, 2012年理所當然只能作循序漸進的適當修改,不能實行“雙普選”。至於為什麼要明確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主要是考慮功能團體選舉是基本法根據香港實際情況而作出的一項制度安排,至今已進行了三次立法會選舉,實踐証明,它對保証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起到了積極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了解到香港社會對功能團體選舉制度提出了一些意見,但究竟如何改進功能團體選舉制度,意見紛紜,還沒有基本共識。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明確2012年功能團體與分區直選各佔一半維持不變,有利於減少爭拗,有利於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立法會對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規定,是與功能團體選舉制度相適應的,在功能團體選舉制度2012?
六、為什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如果不作修改繼續適用現行規定?
這個問題我想不需要再說明了,如果新的法律沒有獲得通過,繼續適用原來的法律規定,這是法制的一般原則。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千方百計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特別是2003年以來,中央先後出台了CEPA 及其4個補充協議、開放個人遊、推動泛珠三角 洲經濟合作、允許香港銀行試辦人民幣業務、推出QDII等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的重大舉措。國家“十一五 ”規劃綱要已明確把香港納入其中,提出了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目標和重點。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在統籌國家整體發展、調整內地經濟政策的時候,也都慎重地評估並盡量避免對香港可能產生的影響。中央這些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香港好。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經過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和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實現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改善。2003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復蘇以來,一直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香港繼續保持自由港和國際大都市的特色,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繼續是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可以說,目前是香港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更加關注和重視香港社會長期在政制發展問題上紛爭不已的情況。為了解決好?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胡錦濤 主席幾次會見特首都強調,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現在,政制發展的方向、目標、步驟都已經明確,真誠地希望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的人,在香港廣大市民對政制發展問題日趨理性務實的氛圍下,都能夠相互包容,停止紛爭,齊心協力,共同朝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目標邁進,這樣,大家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香港必須全力保持國際金融、貿易、物流、航運等中心地位,這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和重要標志。中央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加快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它同樣也是加快香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希望廣大香港同胞深刻領會《決定》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內地發展給香港帶來的機遇,如果錯過這個重要的發展機遇期,貽誤發展時機,這是廣大香港同胞所不願意看到的,也是中央所不願看到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開啟了香港民主發展的新歷程。讓我用吳邦國 委員長今天上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閉幕時的講話作為結束語:“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能夠高舉基本法的旗幟,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和廣大市民,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妥善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順利實現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再過兩天就是元旦了,借此機會,祝大家新年愉快,萬事如意,合家歡樂。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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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被2017和2020兩個數字誤導,
草案只是說可以,不是說一定有!
如果香港人不積極爭取的話, 普選可能不會出現。

要注意的是兩點:
1. 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變(2012)
2.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即是說不論何時, 在立法曾內支持普選的議員不超過三分之二,
就沒有可能改變選舉辦法,就不會出現普選。
問題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願意放棄特權嗎?
就算真的通過了雙普選, 在提名候選人方面,
他們可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方面做手腳,
如盡辦法不讓非自己人入選舉委員會。
而當任特區政府(特首)不提修改立法會選舉辦法,
又永不會出現立法會普選!

最後一句是 "未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都繼續適用原有辦法"
法定程序是要過四關:
1. 特區政府提交議案。
2. 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
3. 行政長官同意 。
4. 報人大常委 。
即是說其中一關過不到,就原地蹅步!

2007年12月28日 星期五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蘇賡哲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蘇賡哲
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紀念日,我在電台時評節目中說:中共出版的《中國史大事紀年》一書中,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有聽眾來電指我撒謊,當然也有支持者。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書在我手頭,歡迎查證,這謊如何撒起?
該書是中共官辦山東教育出版社在1984年10月首次出版,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的。印量高達49500冊。它的作者有臧雲甫、王雲度、朱崇業、何振東、葉青等。內文篇幅繁多,共553頁。所紀史事從上古到1949年,古簡而今繁,當代史逐年月有紀。在南京大屠殺這段期間,它的記載不只沒有大屠殺,甚至沒有日軍攻佔中國首都南京。我的看法是它有意迴避,因為若果提及日軍攻佔南京,就不能不提大屠殺,這是作者的「苦心」。南京大屠殺的這段日期它記了甚麼?它記著:「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十一月底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這是王明右傾主義路線的綢領。會後,他擔任長江局書記的職務,到武漢工作。25日,王明不經中央批准,擅自發表所謂《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提出六點投降主義主張,公然同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綢領相對抗。接著,他又炮製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章、報告,使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更加完備了。」再接下去,已是「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創辦於漢口。」
如果日本人拿著這本書問:「你們記的是中國史大事,倘若真有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不算大事嗎?王明發表甚麼政見,比三十萬人被屠殺更重要嗎?」「你們自己的教學用書都不提南京大屠殺,為甚麼硬要我們提?」我不知道中國人怎樣回答。
美國土生土長的張純如,嘔盡心血為南京大屠殺寫下文字證據,終以身殉。中共的學者卻將大屠殺史事隱藏起來,相比之下真叫人唏噓。中共有位理論家叫康曉光,他在2002年官辦《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第三期中說:中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對,推崇毛澤東貶壓王明,才是他們替人民洗腦的利益,南京大屠殺不是。

2007年12月25日 星期二

中日学者寻找南京大屠杀真相- 南方都市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明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本报今日起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对这一历史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
  第二篇:在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大屠杀期间,在难民营里出生了37个婴儿,如今他们都已七十岁。在刺刀和血腥下,仍有新生命的到来。
  第三篇:1934年,中国民族资本家投资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试产成功。日军入侵,资本家请德国人和丹麦人看厂,升起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中国难民涌进厂内,近20000人得到庇护。
  张宪文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肩负着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任。“已经出版了两批,55卷了。”他已73岁。
  55卷,3000万字,是南京学界数十位学者共同参与、历时7年完成的一项庞大的工程。
  “我们最终会出到第80卷,收集到的证据、史料越来越多”,张宪文拿出一张照片,那是55卷史料集的全家福,“我就不信,把这些书摆到日本首相的办公桌上,他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12月3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批29-55卷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者在调查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的历史史料后的血汗结晶。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发掘研究过程,既是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悲剧的认知过程,也是中国民众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
  历史悲剧被湮没近半世纪
  数十年间,“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
  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的记忆里,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成书记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完成的。“1962年,高老师写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
  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带着7名学生,利用学术界短暂的平静期,对大屠杀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仅限于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是日军侵占南京后的国际安全区的核心地段。
  高兴祖等人的研究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成果被油印出版,成为南大历史系的教材。“1963年和1978年,该书的内容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报告。”
  高兴祖的调查进行时,“南京大屠杀”还是远离中国民众的词汇。“这时做的一点调查是不被重视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连这点研究都中断了。”张宪文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54年,他见证了整个过程。
  1979年3月,高兴祖的研究成果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但仍然是内部出版物,不过这已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著作。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高兴祖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出版后,“南京大屠杀”又重新湮没在故纸堆里,鲜为人提及。
  “可以说,在1982年以前,国内对这场悲剧的研究没有怎么开展。”张连红曾系统研究过这个过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为纲,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时还是一个禁区。”
  数十年间,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1950年2月10日,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大屠杀的人数。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
  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那么的少,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其实,早在1944年2月,中国就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相继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经3年时间,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案卷”。
  “对发生在1937-1938年的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的烧、杀、抢、淫罪行的总称,在起初并无专指名称,英美及中国的报章在刊发报道时,多称‘日军暴行’、‘京敌暴行’。”张连红说,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为反击日本右翼寻找真相
  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研究还不是很严谨
  已退休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仍然记得,1983年12月13日,他被通知到南京市政府开一个会。这个会议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个闭门开了三天的座谈会,名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与会官员和其他学者的口中,孙宅巍知道了这个会的背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隐瞒南京大屠杀真相,否认这一事件。
  “这是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引起的反应。”王卫星说,教科书事件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一些学者在申报科研课题时就提出了对大屠杀进行研究,“段月萍女士和孙宅巍先生就是这时提出的相关课题研究。”
  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很早就开始了。1966年,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移至日本靖国神社,1972年,右翼学者铃木明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孙宅巍认为,正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1985年,第一本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正是高兴祖。这本书的名字是《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10万字的小册子第一次全面披露了大屠杀始末,并在日本两次出版了日文版。
  2005年8月15日,已经去世4年的高兴祖老人,在抗日胜利60周年时,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章”。
  就在中国学者决定研究“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右翼学者已经蓄积力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面积否定,并形成了一个阵容很大的“虚构派”。
  1984年,曾任松井石根(入侵南京的日军统帅)秘书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虚构》。这本书的序言由日本上智大学渡部升一教授和前近卫师团中尉村上兵卫执笔。三人同唱“虚构说”的调子,以松井石根的日记为主线,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
  与日本右翼的博弈,使中国学者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不过,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处在揭露批判日军暴行的阶段,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当时的研究还不是很严谨”,王卫星在回顾当年的研究时说,“现在回头看,那时缺乏理性思考,潜意识推动比较多,还有当时的史料也很有限。”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积累了大量史料,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在高兴祖、孙宅巍等人的努力下,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相继出版。
  学界的研究、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料,才使得这一历史悲剧为中国民众所广为人知,历史真相逐渐还原。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10年后,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高兴祖担任第一任会长。
经过数轮争论,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
  “我每次去日本查询史料,都会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王卫星自90年代加入“南京大屠杀”研究后,曾三次前往日本的图书馆、档案馆查询有关大屠杀的史料。“我和日本学者的合作很愉快,比如笠原十九司先生。”
  笠原先生在王卫星等中国学者眼里是一个左派。1984年,正是田中正明等右翼“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高峰,他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学者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定期召开研讨会,出版书籍,回击“虚构派”。
  笠原十九司等人曾多次受南京方面的邀请,涉过重洋与中国学者交流观点,并实地察看大屠杀遗址。他们相继出版了《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到南京大屠杀现场》、《走向南京的道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等书。这些著作将血雨腥风的历史悲剧再现在日本国民面前,形成了一个阵容颇大的大屠杀“肯定派”。
  以田中正明为核心的“虚构派”开始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他们有的是战争经历者,有的是纪实文学作家。“90年代末期之后,一批新的‘虚构派’登场了。”张连红说,新“虚构派”的身份多是大学教授。2000年10月,“虚构派”整合力量,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
  90年代后,“虚构派”和“肯定派”的争论暂告一段落,“虚构派”显得有些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日军至少在南京屠杀无辜民众20万人以上,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王卫星在多次与日本学者接触后发现,“右翼也有不同,分不承认大屠杀的极右和承认大屠杀但不承认规模的偏右。”他认为,后一类正是中国学界争取的对象。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庭在判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裁定文部省删改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事件”及“奸污妇女行为”等内容违法。
  法庭判决再次刺激了“虚构派”的神经。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也因此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因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下台的政客。
  “虚构派”经过休整后,再次卷土重来。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集会,主题是“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这次集会成为战后日本第三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高潮。
  “肯定派”的回击通过史料收集、事实研究进行。2002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南京事件与日本人》。“去年,笠原先生出版了《日本文学作品关于南京虐杀的记忆》,这些研究超脱了‘虚构派’的纠缠,从思想文明的视角打开了寻找中日共同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张连红说。
  近年来,以“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为核心的“肯定派”成员大多参加了“百人斩”诉讼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诉讼案,以法律手段回击“虚构派”的攻击。
  从民族情感到学术理性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给人日本全部右倾的错觉
  在南京多位学者的记忆中,发轫于1983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调查,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发动了所有市民参与。“很多大学的老师、学生都加入进来,甚至一些中学也被发动了起来,还有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做了大量工作。”张连红说,这次调查获得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幸存者的调查获得了大量证言,对大屠杀遗址的发掘也获得了直接证据。
  “这些研究使中国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张连红说,从90年代后,研究力量突然又削弱了,鲜有年轻人加入进来。
  张连红是1998年进入到南京师范大学,并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之前的研究与政治挂钩太紧,是为批驳日本右翼言论服务的,政治家也加入了进来,导致日本右翼更为猖獗,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满意。那时,我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在做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王卫星在与日本学者打交道过程中,曾听到过日本左派学者善意的批评。“中国媒体的报道,给民众一个日本整体右倾化的错觉。根据我在日本的接触,情况并不像我们有些媒体说的那样。”
  2006年4月,在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支持下,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张连红说。
  “为帮助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侵华史,日本政府每年都拨款给中国社科院中日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研究基金。”王卫星说,南京的学者在张宪文的带领下,就于2000年申请了这个基金,“但是,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也拨了款,江苏省委的一个领导曾经说,资助这样一个项目比资助一两本小说的意义大得多。”
  这个课题的研究,让南京和国内一大批学者加入进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开端。
  王卫星发现,他在看到更多的史料后,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不必在意日本右翼的言论,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研究我们的。”通过更为繁杂的历史史料、更多的日军暴行的证据,王卫星等人看到了更深的层面:“揭批、声讨日军暴行是低端的大屠杀研究,告诉给民众的也是一个不全面的历史。”
  1995年,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来到南京。张是西方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张纯如在南京期间,由王卫星协助查找资料,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教授为她做翻译。
  1997年,张纯如在美国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全面地向西方人介绍了“南京大屠杀”。该书很快上了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现在,‘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王卫星说。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就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王卫星说,“可是,‘南京大屠杀’,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中日双方何时达成共识
  中方研究者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几年前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对王卫星等中国学者说:“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你们用淳朴的情感教育年轻人,把日本作为反面材料,客观上起到了仇视日本的效果,这伤害了很多普通日本民众的情感,把他们推向了右翼的一方,成为对立面。”
  “日本驻沪领事馆有过一个调查,中国年轻人比父辈更仇视日本。”王卫星说,这是否将使中日更加互相误解?
  历史研究如何还原真相?“中日两国早晚要在‘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史达成共识,那么,首先就是学界的共识。”张宪文教授说。
  2006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那次会晤时达成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王卫星说,此后,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由10名学者参与,组成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专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2007年3月,这个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讨论“南京大屠杀”等问题。明年6月,中日共同历史将完成总结报告。
  “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已经部分同意我们的观点。在死难人数数字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觉得可以讨论。”张宪文说,中日主流学者之间,对“南京大屠杀”是有共识的。
  死难人数一直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中日双方争论最激烈。中国官方和学界认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30万以上。“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死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张连红说,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中国学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对死亡人数的认识出现变化。孙宅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在2006年12月举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笠原十九司是估计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最多的日本学者。他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20万人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人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同时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给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虚构和夸张的。
  “只要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事实,分歧可以再研究。”张宪文教授说。
  “强调性质比强调规模重要,我们被杀得越多越光荣吗?人数多只能加大我们的耻辱。”张连红说。
  历时7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整理,使得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正在放下沉重的民族情感,而成为理性的历史研究者。“只有理性,才能和日方交锋。”步平说,“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要拿出符合历史的东西来。”
  “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可是,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
  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南京大屠杀保持了集体“缄默”。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研究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学术禁区。
 “历史应该感谢张纯如”
  “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中走出来,制作这部片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AnnePick缓缓而沉重地说完这句话后,将眼神投向了窗外。AnnePick和BillSpahic是《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片的导演,日前,这部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播放,亦成为此片在华的首播。
  从儿子作业得知南京大屠杀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更不知道张纯如。”Anne和Bill是一对夫妻,同为国际知名的加拿大籍纪录片导演,但同大多数的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此前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转变来自儿子的一份家庭作业,“老师让学生们做一份关于二战的调查报告,儿子并没有选被西方人所熟知的犹太人大屠杀,而是选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我看到作业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震惊。”随后,他们向身边的中国朋友了解、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仔细阅读张纯如的书,逐渐产生了制作纪录片的念头。
  Anne和Bill这样解释他们创作的意图,“
南京大屠杀比任何一次大屠杀都惨烈,但让我们惊讶的是,在西方,这件事情几乎被湮没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希望能真实地记录历史,广泛传播,并且传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希望在当今世界悲剧重演。一部电影的意义就在于使更多的人去认知它、感悟它。这部片试图带领观众透过张纯如的眼睛去重新发现那一段历史,今年又适逢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因此,更有意义。”
  片中张纯如由演员饰演
  记者注意到,整部片子有别于一般的纪录片采访第三人称的讲述方法,而直接由演员饰演张纯如,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事情发生的整个经过。Bill告诉记者,第一人称更加个人化更加富有情感,他们希望通过张纯如的视角反映整个事件,这中间不仅仅是张纯如的个人体验,而是融入了整个历史。从最开始认知这段历史,到找寻的过程,再到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张纯如的心路历程也是这部片重点描述的部分。
  “聪明、热情、美丽、对事情十分专注和执着、很天才的作家。”说到张纯如,Bill和Anne连用了好几个形容词表示他们的赞赏和钦佩,“她生前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她,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通过后来对她父母朋友的采访以及研究她的书,我们逐渐对她了解,十分敬佩她,她很伟大。历史应该感谢她。”
  两次飞往南京寻访生还者
  一部100分钟的片,历时一年多时间,导演两次从加拿大飞往南京寻访生还者。“但最难的不是这些,不是劳累,也不是幸存者不愿意讲,而是访问的过程,这个过程太艰难了,那些幸存者的叙述如此悲伤,以至于我们录制完后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Anne讲了一件她至今难忘的事情,“我们在做最后一个访问的时候,访问者年岁已高,记忆力衰退,他已经不记得很多事情的细节,但是却对几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记忆犹新。讲起那段受迫害的经历,他眼中充盈着泪水,我不敢看他的眼神,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悲伤,采访完后,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抱在一起大声痛哭。”
  Bill说,甚至片子的剪辑员都不能完整地剪辑,由于听到的故事太过难受,只好剪一段就去外面散会步,“做完片子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到现在都不能完全从中走出,每次听到主题曲或者看到影片都会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制作这部片子是一场情感之旅。”
  本报记者 朱琳
  -简介
  AnnePick
  《张纯如》导演,是一位屡屡获奖的制片人、导演和纪录片作家,最初担任过澳大利亚两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现在她是一位独立电影制作人,也是“世界纪录片电影节”的创始人并且在该电影节董事会工作了十年。
  BillSpahic
  《张纯如》导演,AnnePick的丈夫。在美加各主要制片公司工作20余年,在其专题及纪实影片的导演及首席助理导演工作中备受赞誉。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官 員 百 怪 圖

前 天 「 網 上 中 國 」 刊 登 內 地 網 友 選 出 的 「 ○ 七 年 笑 話 新 聞 榜 」 , 以 陝 西 農 民 周 正 龍 拍 攝 的 「 華 南 虎 」 高 踞 榜 首 。 這 新 聞 確 是 十 分 搞 笑 。 搞 笑 之 處 並 不 在 周 正 龍 翻 攝 年 曆 而 自 稱 找 到 幾 已 絕 的 華 南 虎 的 虎 蹤 , 而 在 於 被 揭 發 後 他 及 陝 西 林 業 局 官 員 死 不 承 認 , 鬧 至 全 國 各 地 傳 媒 跟 進 , 鬧 鬧 哄 哄 , 而 官 員 仍 遮 遮 掩 掩 , 上 級 主 管 也 不 了 了 之 , 實 是 一 幅 官 場 百 怪 圖 。 另 兩 個 笑 話 新 聞 , 一 是 「 今 天 , 您 挨 餓 了 嗎 ? 」 另 一 是 「 今 天 , 您 喝 水 了 嗎 ? 」 前 者 是 指 前 任 外 長 李 肇 星 , 七 月 間 受 聘 為 北 大 授 , 他 對 學 生 津 津 樂 道 說 , 當 他 和 外 人 辯 論 人 權 問 題 時 , 曾 質 問 老 外 , 「 我 挨 過 餓 , 知 道 什 麼 是 人 權 , 你 挨 過 餓 嗎 ? 」 ─ ─ 這 實 在 是 一 個 讓 人 捧 腹 的 新 聞 。 原 來 沒 有 挨 過 餓 的 人 竟 不 配 講 人 權 , 那 麼 非 洲 有 那 麼 多 人 挨 餓 , 自 是 世 界 上 都 懂 得 人 權 的 地 方 了 。 李 肇 星 的 前 任 唐 家 璇 曾 說 , 中 國 是 世 界 上 人 權 最 好 的 國 家 。 是 不 是 意 味 中 國 最 多 人 挨 過 餓 呢 ? 李 肇 星 這 樣 的 人 可 當 外 長 , 又 可 當 授 , 實 是 一 種 反 向 淘 汰 現 象 。 「 今 天 , 您 喝 了 水 嗎 ? 」 是 指 六 月 間 , 太 湖 藍 藻 污 染 食 水 , 無 錫 市 委 書 記 楊 衞 澤 、 市 長 毛 小 平 在 飯 店 的 記 者 會 上 當 場 喝 水 , 保 證 水 質 沒 問 題 。 事 後 , 網 友 查 出 該 飯 店 使 用 德 國 濾 水 器 , 一 般 老 百 姓 家 中 可 沒 有 這 種 設 備 。 另 一 搞 笑 新 聞 , 是 嫦 娥 一 號 衞 星 發 回 來 的 月 球 坑 照 片 , 有 網 友 說 是 假 造 的 , 害 得 中 國 繞 月 探 測 工 程 首 席 科 學 家 歐 陽 自 遠 出 面 氣 沖 沖 駁 斥 。 撇 開 真 假 不 說 , 歐 陽 自 遠 又 何 必 如 此 勞 氣 呢 ? 於 是 網 友 就 把 這 個 月 球 坑 照 片 戲 稱 「 歐 陽 坑 」 。 網 友 選 「 ○ 七 年 笑 話 新 聞 」 , 宣 稱 「 它 本 來 不 是 個 笑 話 , 最 後 卻 成 了 笑 話 」 。 其 實 , 這 些 新 聞 本 身 就 是 笑 話 , 只 不 過 在 中 國 , 卻 一 本 正 經 把 笑 話 當 作 新 聞 而 已 , 而 這 些 笑 話 , 都 出 在 中 共 官 員 身 上 。

2007年12月18日 星期二

東亞文化的驕倣

八十多歲的母親上月中首次去日本旅遊,回來後讚不絕口,逢人就說:「想不到世界上居然有這麼美好的國家和民族。」和時下一二十歲沒有歷史感的「哈日族」不同,年輕時,她吃過不少「鬼子」苦頭。
才子說:「佩服日本人,喜歡遊日本,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無可辯駁的理由」,他個人的理由是日本的報紙、雜誌、書,日文通通是直排。他「欣賞日本人這一份民族尊嚴、品味,以及普通常識」。「日本的民族智商太高了,令人覺得單憑這一點,日本人是東亞文化的驕傲,在心中,我向大和民族致敬」。這是他的結論。
中國大陸將中文排列從直改橫,有人說是中共刻意湮滅傳統文化,其實另有源起:橫排是為漢語拉丁化作準備。今日,漢語拉丁化渺不可及,很多中國人已覺得,「直排書看不慣」了。我沒有這感覺,大概是橫排直排兩種書常交替來看之故。支持橫排的引用生理學論據,指眼球適宜左右移動。當然和「民族尊嚴、品味」是談不攏的另一回事。
歸根究柢,問題還在漢語要不要拉丁化。拉丁化起因,是希望窮苦沒有能力進學校的同胞,可以用非常短時間掌握漢語。理論上一個中等資質的人,只要懂聽懂說普通話,用幾個小時學懂字母和併音,就懂得讀和寫了。但數十年從簡化字做起,向拉丁化進展,困難極大。日本人無此需要,因為他們捨得將錢用於國民教育,而不是將千萬億元公帑捲逃去外國。家母之變成老哈日族,才子之認為日本人是東亞文化的驕傲,不因為日文直排,而是日本肯花錢辦國民教育。

探討一種民族性

如果你對歷史和政治有興趣,必定知道德國納粹黨、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及共產黨對人都很殘忍。但其中有個極大分別:德國及日本法西斯對人的殘忍,對象是異族、是外國人為主;共產黨人殘忍對象,多是自己人,國內百姓,尤其是同志戰友,愈親密愈殘忍。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現象,可以寫數十萬字的博士論文。
我沒曾深入研究,只是隨意想到,中共對自己同胞、自己黨內同志當然很殘忍,對外國人則極仁慈,仁慈到像對印度,邊界領土之仗不得不打,又打勝了,非但沒有趁機佔領所得土地,反倒向後撤退,把開仗前中方領土送給打敗仗的印度。如果以此類推,共軍攻打台灣而打贏了,也應該主動撤出,再把福建省送給台方。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印度是外人,台胞不是。
日本人對中國慰安婦很殘忍,中國慰安婦對他們來說是外國女人。但中國共產政權對慰安婦的迫害,遠甚於日軍。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慰安婦》一書,詳載著慰安婦的哀訴。她們說:日本人害她們幾年,自己人害她們一生;日本人害她們個人,共產政權株連她們家人親友,踐踏她們為「黑五類」之下的殘民。她們痛恨自己人甚於日本鬼子。這些慰安婦受中共虐待,因為她們是中國同胞。
希特勒曾經被手下將領放炸彈暗殺不遂,將領反被他處决。這些將領是他的反對者、叛徒,而不是他的同志。但被毛澤東迫害致死的,多是毛澤東的支持者,往往死到臨頭,還大呼「毛主席萬歲」。
然則對自已人殘忍,對外人寬厚,是共產黨特質,還是中國民族性原就如此?看來這應是民族本性,只是這種民族本性在專制極權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已。中共得勢之前,已有慈禧太后說「寧給外人,不予家奴」,東條英機就不會這樣說。中國古籍《反經》稱:「凡怨者不怨於所疏,必怨於親密。」《菜根譚》說:「妒忌之心,骨肉尤狠於外人。」均可以用來做這種民族性的注腳。
更耐人尋味的是,不少中國人被同胞、被自己政府殘忍對待,投奔外國,卻口口聲聲說中國人權比所投奔的外國好得多。

2007年12月17日 星期一

以一個(世人)外國人的身份如何只用一字來評定一整個族群的優劣?
如果說中國人劣, 那麼反共的中國人如何?二千多萬退黨的中國人又如何?
說日本人優, 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又如何?

不是沒有人關心中國近代歷史, 請看下列網站吧!
(—個月不眠不休也看不完)
只可惜會說話的人很多, 真做事的人太少了!


时事政治: 东西南北 * 天下论坛 * 大家论坛 * 新观察论坛 * 外交论坛 * 罕见奇谈 * 独立评论 * 议报论坛 * 统独论坛 * 强国论坛 * 锐思评论 * 猫眼看人 * 华岳时事 * 博讯论坛 * 指点江山 * 中国工党 * 中国事务 * 时事述评 * 社会纵横 * 中国宪政 * 热血汉奸 * 自由论坛 * 右派论坛 * 国风论坛 * 社会民主论坛

還有
自由時報 - 新唐人 - 新唐人社區電視網 - 美國之音 - - 自由亞洲電台 - 希望之聲 - 天梯書店 - 新紀元周刊 -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 人權聖火接力 - 中國公民監政 - 中國人權論壇 - 未來中國論壇 - 共產主義受難者援助 - 六四天網 - 六四檔案 - 全球審江大聯盟 - 全國維權抗暴連綫 - 中國泛藍聯盟 - 神洲電影製片厰 - 追查國際 - 中國宗教迫害調查 - 對華援助協會 - 台灣天氣網 - 美國參考 - 華夏電子報 - 爭鳴 - 開放 - 新世紀 - 新世紀新聞網 - 民主論壇 - 自由聖火 - 議報 - 亞洲研究 - 北京之春 - 中國人權 - 黃花崗 - 人民報 - 看中國 - 大參考 - 中國民主黨 - 中國事務 - 中國社會民主黨 - 中國工黨 - 新聞自由導報 - 公民議政 - 魏京生基金會 - 何清漣主頁 - 人與人權 - 民生觀察 - 右派網 - 陳破空網站 - 法輪功新聞社 - 明慧網 - 放光明 - 回歸的旅程 - 明心網 - 正見網 - 曙光網 - flghrwg.net - 清流 - 被中共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紀念館 - 法輪功之友 - 真善忍美展 - 法輪大法真相博物館 - 花園網 - 無界網 - 動態網 - 火鳳凰 - 世界通 - 博大出版社 - 博大書局 - 美國國際出版社 - 汽車日報 - 世界藝術網 - DAREart - 自然顏色 - 中國食療網 - 優秀文學網 - 國學網 - 中國百姓之聲網 - 更多

反日與反共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誰優誰劣

近年不斷有不少日本老兵,學者等人公開表示追尋日本侵華期間干犯的各種暴行真相。反觀中國的情況,老解放軍會走出來承認多次政治運動曾經迫害或殺害無辜國民嗎?國內年青人甚至不知道近年的〞六四屠殺事件〞,遑論 ”反右”,”文革”了。
憂慮民主國家的日本(其實只是一少撮極右份子)篡改歷史,還是擔心獨裁統治的中共

捏捏造事實,何者更迫在眉睫?顯而易見。
看近年趨勢,反日比較反共更有市場,原因是反日一定不會錯,反共則可能與自己利益抬槓,如何取捨,聰明的中國人自然心裡有數,因此民運人士動輒被指不智。看來中國人還是可以忍受一個「關門打狗」的政權吧。
不過,無論如何仍然希望華人在觀看電影「南京大屠殺」之餘,也好好了解一下本來已經談論得老掉了牙,但是又好像沒有什麼華人關心的中國近代歷史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五十多年來的殺害國民歷史和中共感謝日本侵華並允諾放棄向日本追討戰爭賠償的權利, 兩事件皆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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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和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誰優誰劣?答: 中國人劣, 日本人優.關於放棄向日本追討戰爭賠償的權利, 蔣介石是否真的因為"以德報怨" 才放棄? 請各位賜教?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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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和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誰優誰劣?答: 中國人劣, 日本人優。 可惜日本人對中國人劣,從中國人(民間)的眼中看,日本除侵華外,更間接扶植了中共這專制政權,最要命的還是日本現在仍未認為中國人已站起來。 國際政治關係是格食格的,從中共政權對日本的克制,日本食硬中國的格局仍未改變。

中國兩朝領導人皆放棄向日本追討賠償,蔣介石稱「以德報怨」,毛澤東應稱「交易完成」。

Edwin

戈爾得諾貝爾和平獎

人生有失敗,似被逼進死角,有人就此放棄﹔但若能靈活轉向,可以成就大業,倍受嘉許。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際遇,就是典型例子。   諾貝爾獎組織公佈二零零七年和平獎得主,是戈爾及聯合國政府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肯定了他們對抗全球暖化的貢獻。   二零零零年美國大選,戈爾以極低差距輸給布殊。該次大選後期,佛州出現點票爭議,重計結果證實戈爾落敗,令其倍受批評冷笑,政治生涯遇到挫敗。碰到如斯逆境,不少人會因而氣餒,辭官歸隱,或藏身大學象牙塔內,或到大財團任顧問,索性賺錢享樂。然而,戈爾卻奮志轉向,離開政務,重拾昔日關注的環保問題,起而深入鑽研及推廣。
作品更受國際關注   戈爾出身田納西州政治世家,一九六九年哈佛大學畢業,一九七七年任田納西州眾議員。一九九二年與民主黨的克林頓合作,當選副總統(1993-2000),其間已不時關注環保議題。   推動環保絕不容易,因為要倡議限制廢氣排出,會增加工商界的生產成本,容易觸怒財雄勢大之人。這亦是喬治布殊遲疑不肯簽訂《京都議定書》的原因之一。   戈爾卻突破阻力,致力製作環保紀錄片《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和同名書籍,忠告世人地球暖化的危機,引起世界廣泛回應。該片更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在英國,高等法院指出該電影有誇張成份,若在學校放映,必須加附註釋澄清。能引起國外政府法律機構審議,反令到戈爾的作品更受國際關注。   如今他因推動環保而獲得諾貝爾獎殊榮,此乃全球性的功勳大獎。反觀統領一國的喬治布殊,目前因出兵伊拉克而受到嚴峻抨擊。誰勝誰負,顯而易見﹗
終日處於作戰狀態   政治的目的,就是解決紛爭,予人民和諧﹔但在現實的政治圈中,人多花費莫大力氣於壓倒異見對手、爭奪政黨權益。戈爾走出一國政壇之爭,致力全球環境秩序,就是掌握孔子從政的宏觀視域,使更多人達至和諧生活。   昔日,諾貝爾獎創始人艾弗諾貝爾,乃瑞典研製炸藥的科學家與商人,感悟炸藥殺傷災害,故在遺志轉向,設立獎金,嘉許帶來世界和平者,這是轉向的成功。   今天,你我可能仍困於公司中的人事對峙、家庭內的關係角力,終日處於政治作戰狀態,好像彼此互攻傷害。不要追隨世上的名利地位,若遇上困局,即倚靠上帝,將心意更新變化,必能開出新路向。   但必須留意,追求轉化的心態應是,不為己意自強報復,求日後索得世上獎項跨越對方﹔而是為美善神意,達成社群和諧太平。因為取得上帝頒贈天上的獎賞,比諾貝爾獎來得更具價值﹗
劉帝傑(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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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戈爾對和平無建樹﹕諾貝爾和平獎的目的,是鼓勵和表彰為世界和平盡力並有卓越成就的人士或組織。戈爾環保的工作和世界和平絕無一點關係。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目的,無非希望透過和平獎打擊布殊總統。另一方面,布殊總統其實並沒有拒絕簽署京都協議,因為美國國會從來沒有通過協議。不過,他確實不肯支援該協議,因為他知道推行協議會使美國人民大量失業。(二)戈爾之紀錄片充滿謊言﹕英國中學決定播映戈爾環保之紀錄片《絕望真相》,有人反對片中之謬誤,結果在英國最高法院訴訟,最後法院在十月九日裁定紀錄片包含了九個嚴重的錯誤和誇大,例如紀錄片說海平線會升高二十呎,但聯合國的推測是一呎。因為紀錄片充滿這些謬誤,法院形容這影片是一部「政治性影片」,若播放給學生看,則需要在播放前解釋影片中之錯謬。因此,導人誤入歧途的戈爾絕不應受嘉獎。   (三)戈爾偽善的行為﹕戈爾常常講環保、講節省能源,但自己卻住極大的房屋,用電是平均家庭的二十倍,有人質疑他為何如此浪費電力,他卻不予理會亦不改變。一個只會講而不實行的人不應受嘉獎。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左傾是明顯的,一九九四年,和平獎頒給以色列之比力斯和巴解之亞拉法,一年後,亞拉法支持自殺炸彈和恐怖活動﹔同樣,和平獎亦頒給違反越南和平協議而進攻南越的越共黎德壽。以這些無理的嘉獎和以獎品作為政治性的宣言,使諾貝爾和平獎的價值大大降低,可惜也可悲。 孔祥炯(加拿大渥太華)
(節錄自「號角」十一月月刋)

應該披露史實的全部

加拿大國會繼美國、荷蘭之後,一致通過要求日本國會向「慰安婦」正式道歉的動議案。這顯示加拿大是個人權大國,值得全體國民感到欣慰。通過議案翌日,本報加東版記者來訪問,要求我分析何以四份主要英文報紙都沒有報道這令人振奮的消息。
相對於中文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華人難免敏銳地覺得主流報刊的緘默至足詫異。我覺得,美國、荷蘭國會先後通過同類議案,再加上多國「慰安婦」親赴渥京作證,已構成新聞學上必須注視要素。在這種情況下的忽視,只可說是加拿大主流社會對二戰時期東亞慘史缺乏認識。加拿大介入東亞反法西斯戰爭不深,羅遜軍團在香港保衛戰全軍覆滅,雖壯烈但規模不大,為期極短,和加軍在歐洲戰場的犧牲不能相比。一般加拿大人,常識豐富的僅止於此,「慰安婦」問題便茫無所知。四西報的表現,其實就是整個主流社會認識水平的反映。這也是史維會諸君致力的方向之一,看來今後任重而道遠了。
中國「慰安婦」,可能是各國「慰安婦」中最不幸的一群。如果從人性角度觀察,實在令人不寒而慄。一位在1937年12月16日於南京鼓樓四條巷被日軍抓走的「慰安婦」說:「我恨小日本不假,可我更恨國民黨軍隊;我們平常養著他們,可日本鬼子一來全都潰不成軍,要不日本人能把南京人差點殺絕了?」「日本鬼子攻城前,我們又是給國民黨軍隊做飯又是送水,恨不得把身子也給他們。一個士兵不知甚麼原因,強奸了一個患精神病的女人,部隊要槍斃他,婦女聯合會召集四十多人去司令部求情,希望他能到前線殺敵立功。他托我們的福,得到赦免,給我們磕頭,揮淚去了前線。」後來,這個士兵降敵,帶著日軍將替他求情的女同胞強奸了。訪問這位「慰安婦」的記者說:「在我們譴責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行為時,我們似乎忘記國民政府和軍隊應當也走向被告席。如果不是他們有負眾望,不會有八萬多起婦女慘遭輪奸致死致殘,或被掠走充當隨軍妓女。」
戰後,有位叫娟青的「慰安婦」收了個養子,碰上要求採訪的記者,養子要收取七千元人民幣。還說:「你要是不付,明天也許漲到一萬元。」如果要求娟青上北京接受訪問,他索價十萬元。娟青被養子迫著發生性關係,一不滿就掌她嘴罵:「你他媽有甚麼不行,小日本沒把你培訓好?那時一天百八十的人,你不是也受著了嗎?」 日軍在河南新鄉地區王各莊捉了82名婦女當「慰安婦」,文革時,當地有397名婦女因此被牽連,批鬥致死致殘;143名丈夫被迫和妻子離婚;231名女性自殺或自殺未遂,56個嬰兒不明原因死亡,株連14563名旁系親屬。因為當局要追查「慰安婦」「當日本軍妓的罪惡」。其中一位「慰安婦」說:「我恨日本鬼子,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誰?是我們中國人。」「這一批鬥,就是一輩子。不論甚麼運動,都拿我開刀,大煉鋼跟我有甚麼關係,也批鬥我,說因為有我這樣的無恥女人才出不了優質鋼。」事實上很多慰安婦認為,日軍迫害她們數年,同胞迫害她們一生;日軍摧殘肉體;同胞摧殘肉體、人格和精神;日軍迫害她們個人;同胞株連及她們的親友。
所以,譴責日本之餘,我們有勇氣讓加拿大人了解全部史實嗎?

議案通過的客觀效果

加拿大國會通過關於日本迫害「慰安婦」的議案。加國親北京團體、媒介也一致表示支持。有朋友因此問:從這現象看來,議案得以通過,是否北京在幕後大力推動之功。
當然不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凝聚民心,但民族主義是武術中的三節棍、兩面刃,技藝不精,很難操控。因此大陸反日示威,當局例必如臨大敵監控。「慰安婦」問題,從世界公義到民族大義,沒有任何人可以對鄒至蕙議案說不,但北京明裡不能叫加國親共華裔反對,暗裡其實應該希望議案胎死腹中,因為通過議案,是對它的羞辱。日本有人明知故問:不遠萬里,前赴渥太華作證的劉面換女士不是中國人嗎?她不是在中國當「慰安婦」的嗎?她為甚麼不是去北京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作證?是她不肯去?還是中國國會不准她去?如果是,甚麼?
事情就像甲先生的妻子給色狼入屋強奸,由萬里之外的乙先生將甲妻接去控訴色狼,要色狼認罪及承擔責任。甲先生長得牛高馬大,遠比乙先生孔武有力,卻不讓妻子作同樣的控訴,更沒有像乙先生那樣譴責色狼,追究色狼的罪責,只講他和色狼如何友好。在世人眼中,乙先生的義舉,客觀上起了羞辱甲先生的作用。
和「慰安婦」悲劇沒有直接關係的加拿大見義勇為,通過議案。同樣的義舉,中國當局是做不到,還是不肯做?有人說,它希望從日本取得金錢利益,所以不肯做。但我以前己舉證過,它迫害「慰安婦」,比日軍更殘忍,這才是不肯做的真正原因。

未完整的公義

加拿大國會通過議案,要日本政府就二戰時迫害「慰安婦」正式道歉及承擔責任。正義之聲從渥太華傳出,足以稍慰二十萬不幸婦女,只惜她們在世的己不多了。
其實加拿大和「慰安婦」悲劇沒有直接關係,國會追求的是跨越國界的公義。政治影響力、軍事及經濟實力都比加拿大強大的中國,它的國會應該是「慰安婦」暴行直接受害者的代表,迄今沒有提出同樣的議案。1992年11月18日,中國一位慰安婦向訪問者控訴說:「我們有甚麼錯?難道日本鬼子糟蹋我們不夠,還要自己人再折磨一輩子?你們有能力找日本鬼子算帳去,你們怎能總找我們算賬?還叫中國人?說句不好聽的話,日本鬼子奸污了你的姐妹,你不敢出屋找他們算賬,把姐妹堵在屋裡,算是甚麼英雄好漢!」「有時我納悶,當初和日本不好,把我們當日本特務和軍妓對待;待和日本好了,我們又成為玷污中日友好的大糞。」聽了這幾句話,就會明白為「慰安婦」討公道的,何以是加拿大不是中國。有位「慰安婦」說,土改時她被五個村幹部游鬥,「騎木驢」游街示眾,以致子宮要切除。文革時「陪八個造反派頭頭睡覺,說是革命需要」。卒之,仍被指為「慰安婦特務訓練所」畢業,任務就是隱藏下來破壞文革。她說:「我真想罵他們祖宗,日本人三十年前就知道你們要搞文革?」「慰安婦」說:在戰後中國「我們沒有公民權,也沒有人認為我們是人」。
加拿大國會追求的,是未完整的公義。

他們的罪惡大於日軍

加拿大國會通過「慰安婦」議案,對日軍在二戰時迫害二十萬慰安婦提出譴責,要求日本正式道歉及承擔責任。加國華人當然為這正義之聲深感振奮和安慰。但也有不少人覺得,中國比加國大得多,又是日軍「慰安婦」暴行直接受害國,為甚麽這種類案不是中國國會提出?「慰安婦」劉面換婆婆不是去人民大會堂作證?事實是,根據「慰安婦」的反映,中國當局迫害「慰安婦」尤甚於日本,應該同樣受譴責,應該向「慰安婦」道歉及承擔責任。
曾經侮辱過中國婦女的日本兵中田道二,在六十九歲時為自己的獸行懺悔:「我死後,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國,灑到騾馬市場,讓牲畜經常踐踏,不得安寧,也算是我的贖罪吧。」和他同表悔意的日本兵不少,有些每年都去中國謝罪。但迫害「慰安婦」的中國人,一個都沒有出來謝過罪,一個都沒有出來道過歉,更不用說賠償。他們做官的官運繼續亨通,逢記者要採訪「慰安婦」便出來阻撓;做平民的聽見有人要採訪「慰安婦」,便伸手要錢,將「慰安婦」當搖錢樹。這些同胞的可恥,不在日本皇軍之下,只是加拿大國會議員不知道罷。
舉個例子:河南一村莊被日軍抓去當「慰安婦」的婦女有八十二人,中共建政後,「這八十二名不幸的中國農村婦女,全都被戴上漢奸的帽子,她們眾多的後裔,也無一例外全被打成日本特務和間諜」。大家都知道,在共產中國被指為日本特務和間諜,命運之悲慘不下於當「慰安婦」,悲慘的歲月更比「慰安婦」長久,而且「慰安婦」不會株連及後裔。在上述該村莊的悲劇中,有二十三人被批鬥致死,五十八人批鬥到殘廢,迄今沒有康復。還有六人不能忍受恥辱,用不同方式自殺。
中國人加於「慰安婦」的罪名千奇百怪,連大躍進時土法煉鋼煉不出精鋼,也說是她們曾當過「慰安婦」之故。更有誣「慰安所」是日本培養潛伏間諜的學校,教「慰安婦」破壞文化大革命。「慰安婦」向記者訴苦說:日本人怎能在數十年前就預知中國人要搞文革。
即使「慰安婦」所受迫害中日無別,中國迫害者的罪惡也大於日軍,因為他們是迫害自己同胞。但現在舉世只譴責日本人。

罌粟花引發的榮辱觀 - 加華人關於紀念陣亡將士的爭論

加拿大 - 盛 雪

每年從十月底開始,成千上萬朵鮮紅的罌粟花戴在加拿大人的胸前、領尖、帽子上。十一月十一日這一天,是加拿大法定的公眾假日(Remembrance Day),而中文譯法很多,包括「退伍軍人節」、「陣亡將士紀念日」或者「罌粟花節」等。這個節日是由英王喬治五世發起的,從一九一九年起,將每年的這天定為英聯邦國家的國殤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結束。逐漸,許多國家和地區加入到這個紀念日中。
日前,加拿大一些華文網站出現對於華人是否應該在這一紀念日佩戴罌粟花的爭論。有網民認為,帶罌粟花紀念的包括加拿大參與韓戰中的陣亡將士,所以,中國人如果佩戴就是忘了祖宗。有網民上帖說:「朋友:當你戴起胸口的這朵罌花去紀念在韓戰死去的加國戰士時,你可想到我們那幾十萬為中國的安危和利益而獻身的志願軍們,想到這裡我好像聽到了那幾十萬志願軍英魂的哭泣。我恨恨的說了一句:我鄙視你!那些胸戴罌粟花的中國人。」
我認為,這些中國人首先應該開闊思路,不要局限在具體歷史事件的恩怨裡。世界歷史的發展經歷了許多戰爭,如果我們今天還一味地以某場戰爭捲入的雙方來給普通老百姓劃分敵友的話,那麼中國人的敵人可就多了。是否應該把元、清朝代向外擴張所到之處的國民也列入敵方呢。
其次,中國人應該對歷史事件有求真的態度。不能用受蒙蔽和歪曲的歷史讓自己徒生憎恨。韓戰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類中國人在信息被篩選、新聞被監控、史料被密封,歷史被篡改了半個世紀之後,還理直氣壯地以為唯有自己掌握了真理。
作家北明女士撰寫的《韓戰解密》系列文章證實,當時的金日成共產政權,急於武力滅亡南韓,實現他對朝鮮半島的權力統一,並獲得了蘇聯共產黨頭子斯大林的支持,於一九五○年六月悍然發動了韓戰。聯合國在這種局勢下緊急干預,出兵朝鮮半島,聯合國軍隊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荷蘭等十五個國家。而支持金日成的只有中國的軍隊和蘇聯的一點軍事支援。當時中國是毛澤東獨排眾議,以美軍將逼到鴨綠江邊進入中國為由,讓百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但後來證明,他的這一說法完全沒有根據。而最令人唏噓的就是九十萬中國青年的冤魂永遠埋葬在異鄉。
另外,許多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國人總是抱著一種「深入敵後」、「打進敵人內部」的心態在加拿大生活。這些人把佩戴罌粟花的中國人當作敵人,不知道他們將來怎麼面對在加拿大成長起來的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孩子自然會擁有加拿大的基本價值觀和人道主義精神,大概不會理會自己老子對加國韓戰陣亡將士的仇恨。
資料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當中,作為一個人口小國,加拿大前後居然出動了五十萬人,犧牲了十萬以上的將士,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保衛香港犧牲的二百九十人。在韓戰中,加拿大出動兩萬七千人加入了當時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軍」,一千多軍人受傷,五十六人死亡。加拿大在歷次戰爭中的每一個陣亡將士都有名、有姓、有碑。國人們對他們為國所做出的犧牲敬重並悼念。韓戰雖然是美國一個沉重的傷口和記憶,但美國有韓戰紀念碑,刻著所有陣亡將士的姓名。美國國防部統計出的陣亡數字十分精確,而且至今沒有停止對失蹤和陣亡將士遺骸的搜尋。而中國抗美援朝死難的約九十萬志士,卻變成了一個只能估算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