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5日 星期二

中日学者寻找南京大屠杀真相- 南方都市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明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本报今日起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对这一历史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
  第二篇:在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大屠杀期间,在难民营里出生了37个婴儿,如今他们都已七十岁。在刺刀和血腥下,仍有新生命的到来。
  第三篇:1934年,中国民族资本家投资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试产成功。日军入侵,资本家请德国人和丹麦人看厂,升起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中国难民涌进厂内,近20000人得到庇护。
  张宪文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肩负着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任。“已经出版了两批,55卷了。”他已73岁。
  55卷,3000万字,是南京学界数十位学者共同参与、历时7年完成的一项庞大的工程。
  “我们最终会出到第80卷,收集到的证据、史料越来越多”,张宪文拿出一张照片,那是55卷史料集的全家福,“我就不信,把这些书摆到日本首相的办公桌上,他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12月3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批29-55卷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者在调查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的历史史料后的血汗结晶。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发掘研究过程,既是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悲剧的认知过程,也是中国民众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
  历史悲剧被湮没近半世纪
  数十年间,“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
  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的记忆里,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成书记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完成的。“1962年,高老师写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
  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带着7名学生,利用学术界短暂的平静期,对大屠杀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仅限于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是日军侵占南京后的国际安全区的核心地段。
  高兴祖等人的研究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成果被油印出版,成为南大历史系的教材。“1963年和1978年,该书的内容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报告。”
  高兴祖的调查进行时,“南京大屠杀”还是远离中国民众的词汇。“这时做的一点调查是不被重视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连这点研究都中断了。”张宪文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54年,他见证了整个过程。
  1979年3月,高兴祖的研究成果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但仍然是内部出版物,不过这已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著作。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高兴祖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出版后,“南京大屠杀”又重新湮没在故纸堆里,鲜为人提及。
  “可以说,在1982年以前,国内对这场悲剧的研究没有怎么开展。”张连红曾系统研究过这个过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为纲,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时还是一个禁区。”
  数十年间,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1950年2月10日,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大屠杀的人数。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
  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那么的少,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其实,早在1944年2月,中国就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相继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经3年时间,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案卷”。
  “对发生在1937-1938年的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的烧、杀、抢、淫罪行的总称,在起初并无专指名称,英美及中国的报章在刊发报道时,多称‘日军暴行’、‘京敌暴行’。”张连红说,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为反击日本右翼寻找真相
  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研究还不是很严谨
  已退休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仍然记得,1983年12月13日,他被通知到南京市政府开一个会。这个会议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个闭门开了三天的座谈会,名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与会官员和其他学者的口中,孙宅巍知道了这个会的背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隐瞒南京大屠杀真相,否认这一事件。
  “这是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引起的反应。”王卫星说,教科书事件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一些学者在申报科研课题时就提出了对大屠杀进行研究,“段月萍女士和孙宅巍先生就是这时提出的相关课题研究。”
  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很早就开始了。1966年,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移至日本靖国神社,1972年,右翼学者铃木明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孙宅巍认为,正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1985年,第一本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正是高兴祖。这本书的名字是《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10万字的小册子第一次全面披露了大屠杀始末,并在日本两次出版了日文版。
  2005年8月15日,已经去世4年的高兴祖老人,在抗日胜利60周年时,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章”。
  就在中国学者决定研究“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右翼学者已经蓄积力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面积否定,并形成了一个阵容很大的“虚构派”。
  1984年,曾任松井石根(入侵南京的日军统帅)秘书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虚构》。这本书的序言由日本上智大学渡部升一教授和前近卫师团中尉村上兵卫执笔。三人同唱“虚构说”的调子,以松井石根的日记为主线,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
  与日本右翼的博弈,使中国学者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不过,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处在揭露批判日军暴行的阶段,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当时的研究还不是很严谨”,王卫星在回顾当年的研究时说,“现在回头看,那时缺乏理性思考,潜意识推动比较多,还有当时的史料也很有限。”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积累了大量史料,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在高兴祖、孙宅巍等人的努力下,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相继出版。
  学界的研究、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料,才使得这一历史悲剧为中国民众所广为人知,历史真相逐渐还原。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10年后,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高兴祖担任第一任会长。
经过数轮争论,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
  “我每次去日本查询史料,都会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王卫星自90年代加入“南京大屠杀”研究后,曾三次前往日本的图书馆、档案馆查询有关大屠杀的史料。“我和日本学者的合作很愉快,比如笠原十九司先生。”
  笠原先生在王卫星等中国学者眼里是一个左派。1984年,正是田中正明等右翼“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高峰,他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学者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定期召开研讨会,出版书籍,回击“虚构派”。
  笠原十九司等人曾多次受南京方面的邀请,涉过重洋与中国学者交流观点,并实地察看大屠杀遗址。他们相继出版了《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到南京大屠杀现场》、《走向南京的道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等书。这些著作将血雨腥风的历史悲剧再现在日本国民面前,形成了一个阵容颇大的大屠杀“肯定派”。
  以田中正明为核心的“虚构派”开始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他们有的是战争经历者,有的是纪实文学作家。“90年代末期之后,一批新的‘虚构派’登场了。”张连红说,新“虚构派”的身份多是大学教授。2000年10月,“虚构派”整合力量,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
  90年代后,“虚构派”和“肯定派”的争论暂告一段落,“虚构派”显得有些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日军至少在南京屠杀无辜民众20万人以上,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王卫星在多次与日本学者接触后发现,“右翼也有不同,分不承认大屠杀的极右和承认大屠杀但不承认规模的偏右。”他认为,后一类正是中国学界争取的对象。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庭在判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裁定文部省删改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事件”及“奸污妇女行为”等内容违法。
  法庭判决再次刺激了“虚构派”的神经。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也因此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因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下台的政客。
  “虚构派”经过休整后,再次卷土重来。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集会,主题是“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这次集会成为战后日本第三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高潮。
  “肯定派”的回击通过史料收集、事实研究进行。2002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南京事件与日本人》。“去年,笠原先生出版了《日本文学作品关于南京虐杀的记忆》,这些研究超脱了‘虚构派’的纠缠,从思想文明的视角打开了寻找中日共同认识历史的新途径。”张连红说。
  近年来,以“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为核心的“肯定派”成员大多参加了“百人斩”诉讼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诉讼案,以法律手段回击“虚构派”的攻击。
  从民族情感到学术理性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给人日本全部右倾的错觉
  在南京多位学者的记忆中,发轫于1983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调查,曾经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发动了所有市民参与。“很多大学的老师、学生都加入进来,甚至一些中学也被发动了起来,还有社会各界的人士都做了大量工作。”张连红说,这次调查获得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对幸存者的调查获得了大量证言,对大屠杀遗址的发掘也获得了直接证据。
  “这些研究使中国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张连红说,从90年代后,研究力量突然又削弱了,鲜有年轻人加入进来。
  张连红是1998年进入到南京师范大学,并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之前的研究与政治挂钩太紧,是为批驳日本右翼言论服务的,政治家也加入了进来,导致日本右翼更为猖獗,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满意。那时,我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日本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学者是在做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王卫星在与日本学者打交道过程中,曾听到过日本左派学者善意的批评。“中国媒体的报道,给民众一个日本整体右倾化的错觉。根据我在日本的接触,情况并不像我们有些媒体说的那样。”
  2006年4月,在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支持下,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张连红说。
  “为帮助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侵华史,日本政府每年都拨款给中国社科院中日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研究基金。”王卫星说,南京的学者在张宪文的带领下,就于2000年申请了这个基金,“但是,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也拨了款,江苏省委的一个领导曾经说,资助这样一个项目比资助一两本小说的意义大得多。”
  这个课题的研究,让南京和国内一大批学者加入进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开端。
  王卫星发现,他在看到更多的史料后,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不必在意日本右翼的言论,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研究我们的。”通过更为繁杂的历史史料、更多的日军暴行的证据,王卫星等人看到了更深的层面:“揭批、声讨日军暴行是低端的大屠杀研究,告诉给民众的也是一个不全面的历史。”
  1995年,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来到南京。张是西方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张纯如在南京期间,由王卫星协助查找资料,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教授为她做翻译。
  1997年,张纯如在美国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全面地向西方人介绍了“南京大屠杀”。该书很快上了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
  “现在,‘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王卫星说。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就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王卫星说,“可是,‘南京大屠杀’,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中日双方何时达成共识
  中方研究者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几年前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对王卫星等中国学者说:“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你们用淳朴的情感教育年轻人,把日本作为反面材料,客观上起到了仇视日本的效果,这伤害了很多普通日本民众的情感,把他们推向了右翼的一方,成为对立面。”
  “日本驻沪领事馆有过一个调查,中国年轻人比父辈更仇视日本。”王卫星说,这是否将使中日更加互相误解?
  历史研究如何还原真相?“中日两国早晚要在‘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史达成共识,那么,首先就是学界的共识。”张宪文教授说。
  2006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那次会晤时达成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王卫星说,此后,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由10名学者参与,组成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专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2007年3月,这个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讨论“南京大屠杀”等问题。明年6月,中日共同历史将完成总结报告。
  “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已经部分同意我们的观点。在死难人数数字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觉得可以讨论。”张宪文说,中日主流学者之间,对“南京大屠杀”是有共识的。
  死难人数一直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中日双方争论最激烈。中国官方和学界认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30万以上。“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死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张连红说,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中国学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对死亡人数的认识出现变化。孙宅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在2006年12月举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表示,日本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笠原十九司是估计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最多的日本学者。他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20万人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人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同时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给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虚构和夸张的。
  “只要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事实,分歧可以再研究。”张宪文教授说。
  “强调性质比强调规模重要,我们被杀得越多越光荣吗?人数多只能加大我们的耻辱。”张连红说。
  历时7年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整理,使得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正在放下沉重的民族情感,而成为理性的历史研究者。“只有理性,才能和日方交锋。”步平说,“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要拿出符合历史的东西来。”
  “南京大屠杀已经引起了更多西方人的关注,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从民族情感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研究,那么,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对我们是很被动的。”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经7年的编撰,使参与其中的学者认识到,必须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将这场悲剧向全世界宣传。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把历史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西方人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三者。可是,一些西方人就认为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纠葛。”
  ―――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
  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南京大屠杀保持了集体“缄默”。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研究南京大屠杀还是一个学术禁区。
 “历史应该感谢张纯如”
  “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中走出来,制作这部片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AnnePick缓缓而沉重地说完这句话后,将眼神投向了窗外。AnnePick和BillSpahic是《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片的导演,日前,这部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播放,亦成为此片在华的首播。
  从儿子作业得知南京大屠杀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更不知道张纯如。”Anne和Bill是一对夫妻,同为国际知名的加拿大籍纪录片导演,但同大多数的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此前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转变来自儿子的一份家庭作业,“老师让学生们做一份关于二战的调查报告,儿子并没有选被西方人所熟知的犹太人大屠杀,而是选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我看到作业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震惊。”随后,他们向身边的中国朋友了解、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仔细阅读张纯如的书,逐渐产生了制作纪录片的念头。
  Anne和Bill这样解释他们创作的意图,“
南京大屠杀比任何一次大屠杀都惨烈,但让我们惊讶的是,在西方,这件事情几乎被湮没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希望能真实地记录历史,广泛传播,并且传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希望在当今世界悲剧重演。一部电影的意义就在于使更多的人去认知它、感悟它。这部片试图带领观众透过张纯如的眼睛去重新发现那一段历史,今年又适逢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因此,更有意义。”
  片中张纯如由演员饰演
  记者注意到,整部片子有别于一般的纪录片采访第三人称的讲述方法,而直接由演员饰演张纯如,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事情发生的整个经过。Bill告诉记者,第一人称更加个人化更加富有情感,他们希望通过张纯如的视角反映整个事件,这中间不仅仅是张纯如的个人体验,而是融入了整个历史。从最开始认知这段历史,到找寻的过程,再到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张纯如的心路历程也是这部片重点描述的部分。
  “聪明、热情、美丽、对事情十分专注和执着、很天才的作家。”说到张纯如,Bill和Anne连用了好几个形容词表示他们的赞赏和钦佩,“她生前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她,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通过后来对她父母朋友的采访以及研究她的书,我们逐渐对她了解,十分敬佩她,她很伟大。历史应该感谢她。”
  两次飞往南京寻访生还者
  一部100分钟的片,历时一年多时间,导演两次从加拿大飞往南京寻访生还者。“但最难的不是这些,不是劳累,也不是幸存者不愿意讲,而是访问的过程,这个过程太艰难了,那些幸存者的叙述如此悲伤,以至于我们录制完后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Anne讲了一件她至今难忘的事情,“我们在做最后一个访问的时候,访问者年岁已高,记忆力衰退,他已经不记得很多事情的细节,但是却对几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记忆犹新。讲起那段受迫害的经历,他眼中充盈着泪水,我不敢看他的眼神,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悲伤,采访完后,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抱在一起大声痛哭。”
  Bill说,甚至片子的剪辑员都不能完整地剪辑,由于听到的故事太过难受,只好剪一段就去外面散会步,“做完片子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到现在都不能完全从中走出,每次听到主题曲或者看到影片都会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制作这部片子是一场情感之旅。”
  本报记者 朱琳
  -简介
  AnnePick
  《张纯如》导演,是一位屡屡获奖的制片人、导演和纪录片作家,最初担任过澳大利亚两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现在她是一位独立电影制作人,也是“世界纪录片电影节”的创始人并且在该电影节董事会工作了十年。
  BillSpahic
  《张纯如》导演,AnnePick的丈夫。在美加各主要制片公司工作20余年,在其专题及纪实影片的导演及首席助理导演工作中备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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