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何俊仁談從政三十年

◎蔡詠梅
何俊仁談從政三十年
● 八月十一日何俊仁在他位於中環的律師樓接受本刊採訪時,回憶了他的學生時代,談到他為何走上從政和關注人權的人生道路,並罕見地談到他的家庭、個人愛好,以及他投身保釣運動的一些感受。
● 何俊仁說,對中國內地生活在共產政權下人民處境的關懷是他從政的起點。
六月初,因國際互聯網公司雅虎出賣而被中共判刑十年的湖南記者師濤的母親高琴聲老師來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律師陪同她在銅鑼灣的教協會議室見記者。會後飲茶休息。他和高琴聲老師隨意地聊著天,誠摯親切。事後高老師說,想不到何律師如此樂意助人,又如此平易近人。  何俊仁樂意助人愛管「閒事」在香港是有口皆碑,我也深有同感。去年初師濤被捕後,獨立中文筆會提議要幫師濤在香港狀告雅虎,要我去找何律師。我久居香港,知道香港興訟成本昂貴,而且此案勝訴希望又不大,覺得何律師未必會相助,但不妨問一下,便給何俊仁打了個電話。使我意外的是,何俊仁立刻回了電話,說這宗官司應該打,他一定幫助,香港不好打,可以到美國去打。在何律師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和種種曲折,師濤狀告雅虎出賣客戶一案終於在美國啟動。記者會後的第二天,何俊仁的助理潘嘉偉陪高琴聲老師在美國領事館拿到簽證,次日一早何俊仁親自到酒店接了高琴聲老師陪同她飛往美國。  這位樂意助人的民主派雙料議員(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公職甚多,是民主黨主席、支聯會秘書長、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社區組織協會董事、八個社團的義務顧問。去年又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支持幫助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師濤案僅是何律師支持的眾多個案之一。學生時代已是民主派  現年五十五歲的何俊仁,對社會的關懷早從青少年時代已開始,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在香港大學讀法律時已投身學生運動。他不無自豪地說,「我一開始就是民主派。」  那個年代正是中國文革時期,香港也受到強烈震盪,不少關注時事的青年學子對中國何去何從展開了激烈的大辯論,但在校園中佔主流的是親中共,主張擁抱紅色中國的所謂「國粹派」,學生會也受其控制。何俊仁當時以一個涉世未深的熱血青年卻能夠察覺中國正在進行的那場「偉大革命」根本是無法無天,是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摧殘。他說這看法首先是出於他所受的法律訓練。他記得曾讀到中共管政法的元老董必武的一段話,大意說法律制度是統治者的意志的表現,因此不能成為黨和國家的束縛而綁手綁腳,他感到十分荒謬。  其次,他受到香港著名史學家許冠三的影響。許冠三是台灣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的朋友,曾任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的編委,當時在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書,夜晚也在家裡開課授徒。何俊仁對哲學感興趣,又喜歡研究中國現代史,常到許冠三家中聽課,由此接觸殷海光、卡爾.波普及哈耶克這些自由主義大師的思想,眼界大開,因而避免了一場左傾激進的青春迷夢。當時經常與他一道登門求教的一批年輕人王耀宗、麥海華、何良懋等現都是香港民主派的活躍人士或傳媒人。何俊仁至今記得他當時對國家主席劉少奇得不到憲法保障被打倒一事感到震驚而求教於許冠三。許教授告訴他,共產黨人從來如此,他們可以宣告任何人不屬於人民,用道理殺人。改變校園親文革的政治氣候  何俊仁說他早年學運生涯有兩段感到自豪難忘的事。第一件是一九七四年與他志同道合的港大社工系同學麥海華(現支聯會常委)扭轉了國粹派在校園的主導優勢。麥海華出來競選學生會主席,提出一個民主派學生會班子與親中的左派學生對壘。何俊仁負責助選。結果以一比二的票數大獲全勝。不久受港大影響,中文大學學生會也變天,民主派勝出。第一個到新華社門外示威  另一件是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五月四日,那時何俊仁已畢業在一家律師行當見習律師,他帶領有數百成員的大專同學會(何是前會長,時任顧問)到新華社示威抗議中共鎮壓民眾,宣讀了他寫的五四宣言。宣言中提到中共以政治局常委名義撤銷鄧小平一切黨內外職務是違反國家憲法。這是香港人第一次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示威,因為以前無人知道新華社就是中共駐港領導機構。由於這次示威,港大左派學生在校園貼滿大字報,批判何俊仁反共反華反人民。  何俊仁說,他學生時代所受的教育和這些經歷使他養成以人為本、關懷社會的人生觀,對中國內地生活在共產政權下人民處境的關懷是他從政的起點。多年來何俊仁一直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用法律專業幫助弱勢者,並出任多個社團的法律顧問。二○○五年他的議員辦事處經手的義務法律諮詢個案共兩千兩百多宗,二○○四年高達三千二百八十宗。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出水面,中英開始談判香港歸屬問題,港人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湧現出許多探討香港前途的議政團體,何俊仁一九八四年參加了一個主張九七香港主權回歸港人治港的政論團體「太平山學會」,先任幹事,後任會長。太平山學會的許多骨幹現是民主黨成員。何俊仁說,他以法律為專業,但他對法律具體條文不及法理學和法理社會學的興趣大,在太平山學會期間他發表了對一國兩制研究的許多看法。在中英談判結束,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他作為太平山學會法制組長,曾發表文章指出起草香港基本法應處理的十大問題,此文被收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季刊作為首篇。隨著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逼近,經歷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踏入九十年代,民主派組黨參政,何俊仁投身政壇,一九九五年經直選入立法局,成為香港政壇活躍人物。此後故事,港人均很熟悉。何俊仁律師樓的生意經何俊仁現是何謝韋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合夥人之一。我問何律師,身為民主派活躍政治人物,又同情支持中國民運,會不會影響他的律師事務所的生意?律師事務所能否維持?「有影響,但可以維持。」他說。八十年代時,他曾任某大型中資企業的法律代理人,六四事件後與中資企業關係完全斷絕。何俊仁的客戶和朋友去中資銀行貸款,中資銀行說不能去何俊仁的律師樓做按揭。何俊仁說,「講得很清楚,生意不能給我做。」甚至任何與中資關係良好的機構以及任何政府構與何俊仁律師樓也斷絕往來。但這反而為何俊仁律師樓開通了另一條生路。由於擔心來自官方的政治干預,與中資機構或與政府打官司的客戶反而找上門來。尤其在中國內地發生經濟糾紛更要找能抗政治壓力的何俊仁。他說,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有錢人和窮人才打得起官司。窮人打官司,一是政府有法律援助,二是有很好的法理依據,勝算機會大,往往一啟動還未上法庭就可以和解。因此很多司法覆核的案子都來找何俊仁,何俊仁因此積累了與政府打官司的豐富經驗。街頭戰士梁國雄示威抗議多次被警方檢控,即由何俊仁幫助打官司。最近又為被政府取締的民間電台與政府訴訟。○五年他的律師樓代理法輪功上訴成功,推翻警方指控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處示威阻差辦公和襲警兩項控罪,從而肯定港人和平示威的權利。香港輿論均認為此案上訴結果意義重大。何俊仁是病人權益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病人告醫院的官司全港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都由何俊仁包下來了。他笑說,「生意能維持,但賺錢不多。」一個理念和事業相結合的團隊  何俊仁律師樓,包括他本人共有八位律師,大家政治理念相近,對何俊仁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支持理解,其中一些甚至是並肩作戰的戰友。  與何俊仁共事三十年的關尚義( Clancy John Joseph )律師是位相當傳奇的人物。他是美國人,一位還俗神父,六十年代曾參與美國民權和反戰運動,七十年代來香港後落地生根,講流利廣東話,是香港著名人權律師,現任亞洲人權委員會主任、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同時又是何俊仁的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何俊仁對我說,「他的故事值得你們採訪報導。」何俊仁的弟弟,民主黨區議員何俊麟也是律師,在他哥哥律師行工作。另一位律師莊耀洸,屬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聲援北京學運的香港學運一代人,時為中大文學學生會骨幹,因此有很深六四情結。中大畢業後他入港大專攻人權方面的法律,成為人權律師,亦是近年組織七一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之一。他也是何俊仁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成員。
可以說何俊仁的律師樓是一個由事業和理念相結合的法律團隊。但何俊仁說,他亦希望這個團隊的其他同事能多專諸於本行業務,否則律師樓就維持不下去。 談保釣佩服日本人權律師認真精神  何俊仁九十年代開始參與保釣和對日索賠活動,長期任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及香港維護大戰史實聯席會議主席,經常飛到日本開會,但他認為自己不反日,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希望通過對日索賠能促使日本嚴肅認真對待戰爭侵略遺留的問題。他說,對日索賠運動是超越國家和民族追求更高的原則,即公義和人的尊嚴的運動,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良心事業。對中國大陸目前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他並不認同。他提到一次外國召開主題為亞洲和平的研討會,研究如何解決全球危機,有關中日關係題目,會議請何俊仁去講,「因為中國大陸去的人無公信力,全是民族主義者,又來自極權國家,其他國家一說就是中國威脅。」他們相信何俊仁能客觀公正地談論中日關係問題。  談起保釣,何俊仁對幫助中國戰爭受難者打官司的日本人士的正義感及做事認真一絲不苟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日本有三百多個律師義務免費為中國人打官司,一共四十多個案子,每個案子都有一個龐大的律師團,後面還有一組後援會,說到這裡何俊仁拿出一本厚如黃頁的書給我看:「他們日本人每個索賠案都有一本這樣厚的材料。」他說日本有很多律師十多年來用了自己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時間幫助中國人打官司,而且全是義務,不收分文,他們一些年輕律師自費去中國很多次,去訪問日本侵華受害人,收集證據,有的為與受害者溝通,還專門學普通話。「看到他們這樣認真,我感到汗顏。」他說,從此可看到日本民族的敬業精神。但他亦很感慨地說,「奇怪,中國人對這些細緻的工作沒有興趣,他們喜歡寫文章搞運動,但沒有人做事。」成立大陸維權律師關注組  在歷屆民主黨主席中,何俊仁是「管閒事」最多的一個。上兩任楊森和李永達任民主黨主席時,均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去年底何俊仁競選主席,有黨員希望他心無旁鶩作好民主黨的工作,其他事就不要理了。何俊仁答說不可以,支聯會支持八九民運、以及對日索賠都是人權問題,不能不做。想不到當選主席後,何俊仁又管多一件事,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  此事緣於去年年初與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的一通電話。高智晟在電話中對他說,要絕食抗議四十八小時聲援被公安毒打的維權人士郭飛雄,何俊仁立即表示將在香港絕食響應。因這一句承諾,何俊仁竟絕食長達一年有餘。何俊仁去年全年每周三他都禁食二十四小時,甚至在他去年八月遭到暴力毆打住院間也未中斷。他說,周三是立法會會期,絕食可以得到公證。有時一群民主派戰友開會後一道吃飯,滿桌美食,他只喝水,大家才想起這天是他的絕食日。由於這次行動,使他萌生了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念頭,他找了不少人謀求資助,其中有何東家族後人香港商人何鴻卿,均無回音,但遭暴徒襲擊後,何鴻卿找到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劉慧卿(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說願意幫助何俊仁,出資三百六十萬元。何俊仁笑說,「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挨了打,他同情我。」
何俊仁有一個幸福家庭  提到何俊仁去年八月二十日遭暴徒襲擊事件,有個細節令許多女性很感動。當救護車趕到現場為他包紮時,鼻樑骨打斷,血流滿面的何俊仁卻急著要人為他找回被打掉的結婚戒指。這一幕在電視新聞播出後,使人看到這位行俠仗義的公眾人物背後柔情的一面。  何俊仁有一個幸福家庭。太太鄧淑儀是位賢妻良母,在家相夫教子,永遠在丈夫背後默默支持,多年來為丈夫當司機,開車送丈夫上班下選區,很少拋頭露面。在何俊仁遭暴力攻擊後,許多記者都想見何太一面,結果僅極少數記者能夠訪問到這位何俊仁背後賢淑的女人。何俊仁有兩子一女。居長的女兒在香港一家大公司任行政人員,長子在金融機構工作,幼子仍在加拿大讀碩士。子女對父親的事業能理解,還幫助他競選。  何俊仁是工作狂,又愛管閒事,社會事務繁忙,從早到晚開會,工作、下選區、見巿民、星期天又要上街示威搞運動,幾乎沒有私人空間。甚至度蜜月,他都帶了書去看,帶了稿子為報紙寫文章。每次坐飛機,都是他不受干擾讀書的好機會。  陪家人的時間很少,何俊仁說感到在物質上和時間上對家人有虧欠。他說,「我很少同家人去旅行,去旅行從來坐經濟艙,覺得作人應該簡樸。」何俊仁對太太其實相當體貼。他說,常去外國開會,通常兩三天,開完即返港,如果時間多一點,就帶太太同行。開會後陪太太出去玩玩。他還盡量把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上午時間留給家人。平日晚上開完會後如果才九點多鐘,一定趕回家吃晚飯。由於工作太多,不少個人興趣愛好也放棄了。他從小喜歡打功夫,練太極拳和少林拳,有一批習武的朋友,到八十年代也停了下來。  何俊仁事務太多,睡眠時間受擠壓,以前他可以倒頭就睡,「但現在不行了,煩惱事太多,搞組織很麻煩,尤其是中國人組織。」他這顯然是指當了民主黨主席之後。他說組織中的內部矛盾、人事糾紛,他希望以公平的組織機制來解決,以人的誠懇來解決,對人多寬容諒解,不要太自我中心。  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何俊仁最後這樣說,「我是一個積極的承擔責任者,就像一個軍人上前線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會戰死,你也要上去,那是你的責任,你要堅守你的崗位,面對失敗也不能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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