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1日 星期一

美國對中國的雙面外交 - 劉曉波

美國對中國的雙面外交◎ 劉曉波

●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是西方媒體近期的熱門話題。面對中國的複雜性,促使美國採取既遏制又交往的外交政策,最終戰略仍然是變獨裁中國為自由中國。
近幾年,每到歲末年初,中國都會成為西方媒體的熱門話題,今年也不例外,西方主流媒體又在大篇幅談論中國的崛起及其威脅。在中國的媒體上,美國的 《新聞週刊》和《外交》雙月刊上的文章被廣泛介紹和轉載,標題或為「中國迅速崛起成世界媒體關注焦點」,或為「擁抱中國,西方才有未來。」與此同時,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的言論充斥媒體,中共的大國外交調門不斷升高,民族主義陶醉於話語狂歡,虛構出中華帝國復興的神話:先超越歐洲,再超越日本,最後超越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國。

強悍仍脆弱的新超級大國崛起
  美國《新聞週刊》發表〈一個強悍卻仍然脆弱的超級大國的崛起〉的文章。該文回顧了三十年前的中國──一個遭到嚴重破壞且是世界最貧窮的極權國家之一。展示了三十年後的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帶來嶄新的城市、城鎮、公路和港口,為未來規劃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藍圖;巨大的民生改善,已有四億多人口脫貧,這個比例在上個世紀的全球脫貧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七十五。文章指出,現在中國將變成一個世界大國的預言,已不再是一種預測而是一個現實,西方必須處理好中國的成功。
  美國著名的《外交》雙月刊二○○八年第一期,也以「中國」為專題刊出系列文章,從各個側面分析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和中美關係。該專題開篇就對中國的崛起發出疑問:「中國的政治開放能夠走多遠?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能夠成功地被整合進現有的世界秩序中嗎?」其主打文章是約翰.桑頓(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兼任清華大學經濟和管理學院及全球領導力專案負責人)的〈長此以往〉。他的文章肯定中國政治的進步,小標題分別為「中國民主在進步」、「 司法更獨立」、「監督更有效」。作者認為:「選舉、司法獨立和監督是伴隨著三十年急速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中國社會轉變和個人自由擴大的一部分,」「是向更基於制度的系統的轉變的一部分,是中國社會繼續開放和多元化的方式。」

  另一篇被中國媒體廣為報導的文章是約翰.伊肯伯里的〈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未來〉。作者指出:「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既可以保持主導地位又可以整合進更加強大的中國。」作者說:美國應當記住它對西方秩序的領導使其塑造了一個讓中國作出關鍵的戰略選擇的環境。對西方而言,明智的選擇不是試圖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是讓它順利地融入現行國際體系。所以,美國想保住領導地位,就必須努力強化支撐西方秩序的規則和機制,使其更容易融入、更難顛覆。該文最後說,雖然,一些西方觀察家認為,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和俄羅斯的復甦,美國時代行將終結,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也將日益被由東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但是,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秩序在根本上不同於過去崛起中的大國所遭遇的秩序,中國面對的除了美國,還有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體系,這個體系開放、完整,擁有廣泛和深厚的政治基礎,即便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是可能的,中國也無力顛覆或取代西方秩序。

布殊政府對中國戰略的變化

  在我看來,美國輿論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也反映著布殊政府的中國戰略的變化。遙想八年前的二○○○年的小布殊上台伊始,曾經對中國發出咄咄逼人的圍堵之態,但二○○一年的「九一一」改變了一切,極端伊斯蘭勢力變成美國的頭號敵人,朝鮮政權變成布殊政府的亞洲戰略的心腹之患,於是,中國威脅大大降低,布殊政府眼中的戰略對手變成「利益相關者」,單向圍堵轉向雙向的既遏制又交往。中共政權對美國的態度也逐漸由「韜光養晦」轉向「大國外交」,既抗拒美國的和平演變又主動介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儘管,中美之間的經貿之爭與政治博弈層出不窮,但兩者的關係還在不斷發展,中美高級別(副總理級)磋商機制從二○○四年開始,甚至在最為敏感的軍事領域,也從二○○七年六月開通中美軍事熱線,建立了兩國軍方高層的定期協商機制,今年一月十七日中共軍方還首次參加了中美戰略對話。

  對於今日中國的複雜性,不僅美國的媒體和政府意識到,而且國際著名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也有清晰的體認。比如,總部設在紐約的著名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一向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但在該組織發佈《二○○八年全球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報告》中,中國是四十三個不自由國家之一,但中國與朝鮮、緬甸、古巴、蘇丹等八個自由度最低的國家有所區別,該組織也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難以分析的國家之一,或者說就是最難。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很多,中國正在允許一些非政府機構開始活動,經濟活動的自由度更高。但在言論和新聞自由方面,在自由集會,示威抗議,自由選舉和政治多元方面,中國的表現都比較差。」

  美國的中國戰略的轉變,也與國際局勢和中國的變化高度相關。當下國際局勢不同於冷戰時期,不再是黑白分明的意識形態對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既不同於前蘇聯帝國,也不同於朝鮮等極權國家,因為中國的內部局面和國際定位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不僅是經濟成功的獨裁國家,也是一直處在轉型過程中的半開放狀態的威權國家,即便在政治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國內部的民主要求,早已不再是體制外異見群體的訴求,也是體制內開明派的訴求;中國人的權利覺醒,也早已不再是極少數人的啟蒙,而是深入到社會各界、特別是草根民間的維權訴求。

美推動全球民主化事業的方法

  面對冷戰後的世界局勢,美國推動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業,也要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性質而採取不同的方法。面對轉型中的中國,中美關係必然越來越具有雙面性,既有利益上的相互糾纏,有權宜性的相互合作的一面,又有道義價值及制度的根本差異,有根本性的相互對立的一面。一句話中美關係是交往中有爭鬥,爭鬥中有交往。中美之間,價值及制度對立而導致的相互敵視,如何解體中國的獨裁體制,涉及到美國長遠利益;中美在反恐、台灣及東亞局勢、朝鮮和伊朗的核危機、緬甸危機等問題上的合作,涉及到美國的當下利益。所以,在布拉格國際民主人權大會上(二○○七年六月五日至七日),布殊總統的演講提到中國時也談到中美關係的雙面性。他說:「我們的友誼是複雜的。在一些領域我們有著共同的利益,我們緊密合作。而在另一些領域,我們卻有著強烈的分歧。中國的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繼續開放本國的經濟而不用改革其政治體制。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這種雙面性,甚至也表現在中美經貿關係上。

  一方面,今天的中國是受惠於經濟全球化的威權國家,它向西方國家和全球資本市場開放,引進西方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甚至人才,使中國贏得巨大的外貿順差,也讓美國大公司越來越垂涎中國市場,特別是中國新經濟的高速發展對高科技產品和國際資本的胃口很大,為美國商家提供眾多機會。但是,中國的價廉日用品的大量出口,在讓美國消費者受益匪淺的同時,也讓美國付出了巨額外貿逆差的代價。所以,美國力促人民幣升值,短期目標是縮小美中貿易的越來越大的逆差,最終目的是把中國由外匯管制國變成自由兌換國。

  另一方面,中美保持不斷增長的經貿關係,對於美國大資本來說是生意問題,但對美國政府和國會來說就不僅是經濟利益問題,也是美國的政治利益之所在,日益緊密的中美經貿關係也是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的策略之一:通過把中國納入由自由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來規範中共政權的行為和促進中國向自由化民主化的演進。只要中國在經濟上變成一個真正的市場國家,中國的獨裁政治也就無法再維持下去。

  美國的中國戰略的長遠目標是變獨裁中國為自由中國,因為中國的民主化符合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為了推動民主中國的早日誕生,自由美國也必須與處在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合作,美國需要穩定的中美關係起碼基於如下利益考慮:1、美國領導的反恐怖戰爭需要中共合作,起碼要保證中共政權不從中搗亂,力促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採取合作態度。2、在伊拉克局勢沒有穩定之前,美國還無暇單獨處理朝核危機,所以樂見北京自願出面主持的六方會談,3、美國希望維持台海穩定和兩岸現狀,特別要防止中共的武力犯台。4、美國要防止獨裁中國在亞洲的霸權。

  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表面是恐怖主義,實質是獨裁主義,因為獨裁國家不僅是孳生恐怖主義之地,而且獨裁政權本身就是恐怖主義。所以,獨裁中國的經濟崛起及防美外交,構成了美國推廣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礙,改革以來的中共歷屆政權應對美國的核心戰略一以貫之──只要美元而不要自由。而面對這樣一個只要美元而不要美國式自由的中共政權,無論當下的中美關係如何,但美國對中國的長遠戰略目標不會改變──把中國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秩序。

  布殊總統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了美國外交戰略的核心理念:「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現任國務卿賴斯女士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政策性文章〈民主和平的前景:為什麼促進自由是保障安全的惟一現實途徑〉,再次重申了二戰以來美國的外交傳統和布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尋求並支持每一個國家和每一種文化的民主運動與民主機制發展壯大,最終目標是結束全世界的暴政。

  事實上,就美國的長期對華戰略而言,無論中美之間眼下的利益合作多麼密切,也都是權宜性的而非長遠性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態度是:歡迎並推動一個逐漸走向自由民主的中國的崛起,而警惕和遏制一個獨裁中國的崛起。儘管有九一一之後戰略重心向中東的轉移,但布殊的反恐戰爭服務於他的「大中東民主化」戰略。所以,忙於反恐的布殊政府在處理中美關係上,也決不會忽略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推動中國向民主轉型一直是布殊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軸。

布殊兩次訪華和清華演講

  早在江澤民主政時期,布殊總統兩次訪華,特別是二○○二年二月的第二次訪問,堪稱在中國傳播自由價值之行。那次只有兩天的工作訪問,最受關注的行程是由胡錦濤陪同前往清華大學作演講。在我看來,這次演講之所以精彩,不在於其詞令的委婉、文采的飛揚或理論的深奧,而在於其無拘無束的直率,在於他對美國的自由制度基本常識的闡釋。布殊直率地介紹美國的自由制度的諸方面,反覆強調自由、特別是宗教自由對人類的益處,期望中國早日實現全民直選,並引用鄧小平的遺言來加強說服力。這種正面的介紹和期待,無疑是在批評中共政權的獨裁,敦促中共停止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布殊在談論政治迫害、特別是宗教迫害時,甚至不是以大國總統的身份,而是以一個虔誠教徒的身份,「為一切迫害的終止而祈禱」。這是對上帝的信仰所激發的仁慈力量,也是保障宗教自由的制度之恩惠。

  小布殊之所以如此自信地向中國大學生宣揚美國的價值觀,而對中國年輕人最渴望、最羡慕也最嫉恨的富足即美國夢卻一語帶過,就是要告訴中國的青年一代:美國在物質上的富足和軍事上的強大,乃源於美國的自由制度及宗教信仰。由制度保障、由信仰支撐的自由,才是富強的根本的長遠的保證。這不僅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和制度,更是全人類所欲之善事。

  可以說,布殊在清華的演講是當今世界上最大自由國家對最大獨裁國家的和平演變,也是自尼克遜訪華以來的三十年間,歷任美國總統在大陸的土地上對中國人發表的最直率最善意的講話,而正因為其直率和善意,才構成對中共制度的直接挑戰。小布殊的演講,等於是在向中國民眾和中共政權明確表示:只有一個善待人性的自由中國才會為國際主流社會所真心接受││無論它是否在實力上足夠強大。相反,一個繼續虐待本國國民的獨裁中國即便非常強大,也很難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

  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美國總統布殊對北京再次進行了為期四十個小時的工作訪問,西方輿論的評價普遍不高。但在我這個生活在獨裁恐怖制度下的大陸人看來,僅在北京停留了四十個小時的布殊,第一項行程居然不是前往人民大會堂與中共最高層進行會晤,而是一大早去了缸瓦市教堂與中國教徒一起禱告,並發表了關於宗教自由的講話,已經做得不錯了。後來,布胡共同出席的記者會上,布殊總統再次強調了宗教自由的價值和敦促胡錦濤政權進行民主改革。

  毫無疑問,在後冷戰的當今世界,美國是唯一超強和推廣自由民主的領袖,中國是經濟增長最快的最大獨裁國家;美國的實力及外交戰略,構成中共維持獨裁統治的最大外來威脅,如何通過交往和遏制的雙重戰略,推動中國和平演變為自由民主國家,無疑是美國歷屆政府處理中美關係的最核心戰略,也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說,自由制度與獨裁制度之爭隨著蘇東的巨變而基本定局,但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徹底瓦解共產政權的和平演變能否最終成功,主要取決於最大的自由國家和最大的獨裁國家之間的鬥法,二者的較量也就必然成為制度競爭的最醒目之標誌。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