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9日 星期六

達賴喇嘛「致中國兄弟姐妹」的公開信

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週五(28日)呼籲中國就西藏危機與他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他又說不希望破壞北京奧運會,也並不尋求西藏獨立。

達賴喇嘛在一封「致中國兄弟姐妹」的公開信中說,他是一個「普通的僧人」,只是嘗試保存「西藏人的獨特文化、語言和身份」。

不過,他警告說,中國的「國家媒體對西藏近期時間的描繪,使用了欺騙和扭曲形象的手段,可能播下了種族緊張的種子,有難以預測的深遠影響。」
他在流亡政府的網站發表的聲明說:「即使在這個時刻,我已經表達了與中國當局一同努力帶來和平與穩定的意願。」

據美國之音報導,達賴喇嘛呼籲信如下: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華人同胞,尤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漢族同胞們,表示真誠、友好的問候!同時,針對近期在西藏發生的事件以及相關的漢藏民族關係等問題發表我的想法,並以我個人的身份對大家做出一些呼籲。

這次在西藏發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許多人員的死傷是極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數漢人也喪生。為此,我感到萬分的同情和悲傷。在這裡。我要向所有的死難者及其家屬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問,同時也為死難者的亡靈進行做法祈禱。

這次事件不僅表明了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同時也表明了通過和談尋求實現和解的緊迫性。為了扭轉目前這一情勢繼續惡化的局勢,我已向中國領導人表達了為實現和平與穩定而願共同配合的意願。

在這裡,我向漢族同胞們保證,我絕對沒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漢藏民族間製造矛盾的圖謀。相反地,我時常為尋求西藏問題在漢藏民族長久互利的基礎獲得解決而進行努力。正如我多次闡明的那樣,我關注的是西藏民族獨特的文化、語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並使之得以延續與保護的問題。做為一個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證,我的願望是真誠的。我的動機是誠懇的。

今天我要呼籲中國領導人,重新審視你們對我的評價,實事求是地解決存在的問題。並希望能夠運用智慧與藏人展開有實質意義的和談。為了促使國內實現穩定與和諧,避免在民族之間製造矛盾。中國官方媒體在報導這次事件時,採用編造和歪曲事實真相的宣傳方式,其可能引發的難於預測的後果,乃至給未來的民族衝突埋下禍根等現象。對此,我感到萬分的焦慮。例如,為了在我和漢族同胞之間製造矛盾,中國政府不顧我一直支持北京舉辦奧運會的事實,居然宣稱我在破壞北京舉辦奧運會。然而,有部份漢族有識之士和學者對中國領導人的行為以及由此可能導致未來民族關係難於逆轉的惡果等現象表現出極大的關注,這令人鼓舞。

藏漢兩個民族自古以來毗鄰而居,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歲月中,我們之間曾有過聯姻的親密,也有過戰爭的硝煙。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時間早於西藏,因此漢族被藏人視為兄長而受到尊敬。在海外,與我有過接觸的漢人、包括從大陸來的朝聖者都瞭解這一點。這一切鼓舞著我,並使我相信這將有助於藏漢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20世紀,整個世界發生了一系列的巨變,西藏也未能例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解放軍就進入西藏,最終於1951年5月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尤其是我在1954、55年間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認識了以毛主席為首的大多數中央領導人,並成為朋友,特別是在很多問題上得到毛主席的許多教導,並就西藏的未來得到他本人的許多承諾。由於受到這些承諾的鼓舞,加上受當時大部份中國革命領導人的決心和激情的影響,我滿懷期望和信心地返回了西藏。一些藏族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返回拉薩後,我竭盡全力地為雪域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而進行了努力。我堅信這是實現藏漢兩個民族長遠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約從1956年起,西藏局勢開始動盪不安,到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和平起義,我本人也被迫流亡他國。在以後的歲月裡,誠如前世班禪喇嘛於1989年1月份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在西藏雖然有許多建設和發展,但同時也遭受巨大的破壞和鎮壓。」從根本而言,西藏人民處於惟恐不安之中,中國政府對藏人處在疑懼與提防的狀態中。即使如此,我在1960年寫的禱詞中祈求:「願愚頑群體能識取合,共具慈愛友好之福澤。」其中我並沒有將剛剛殘酷無情地鎮壓的西藏人民的中國政府視為敵人而是祈禱能夠化敵為友、友好相處。現在,這篇祈禱詞已經成為在校學生為主的藏人每天必誦的功課。

1974年,我與噶廈,議會的正副議長等經過深入思考和討論之後,決定尋求一個漢藏共同和平發展,而不需要分裂的解決途徑,當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我們與中國政府之間也沒有任何聯繫渠道,但我們認為,西藏問題遲早要通過和談得到解決。西藏留在中國,至少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方面可以受惠,因為西藏儘管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明,但經濟建設落後。

西藏高原是亞洲諸大河流的發源地,因此保護西藏高原的生態環境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最焦慮的是如何保護以慈悲為核心之藏傳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護和延續西藏的語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因此,我們非常真誠地為整個藏民族尋求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關於西藏等各民族的這些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已有明確規定。

1979年,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對我的代表提出:「只要不談獨立,西藏的其他問題是可以協商解決的。」由於我們已經對西藏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範圍內尋求解決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因此我們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其後,我的代表們曾多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人員接觸,從2002年恢復接觸以後,至今雖已進行了六輪會談,卻均無實質突破。雖然如此,正如我已多次聲明的那樣,我要再次重申:我對中間道路的立場沒有任何的改變,並願繼續保持接觸與商談。

今年將在北京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中國人民期待已久的盛會。我從一開始就支持給予中國主辦奧運會的機會,現在仍然堅持這一立場。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正在日益突顯其大國的氣魄,這是值得歡迎的,但與此同時為了贏得國際社會的重視和尊敬,必須要創造出透明、自由、法制、寬容與和諧的社會。例如,因為對天安門事件沒有得到合理公正的處理,致使很多漢人遭受痛苦;當前在一些鄉村,腐敗的地方幹部對成千上萬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平民百姓的依法訴求要麼不予理睬,要麼採取各種強制手段來壓制。

我對這一切的感受是基於作為人類的一員,同時作為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一員的我認同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先生提倡的「和諧」政策,但「和諧社會」需要言論自由、法制以及在對個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礎才能產生。如果實現這一切,我堅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內蒙等許多的重大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雖然內蒙的蒙古族只佔內蒙古自治區總人口2千400萬的20%不到。

最近,聽胡錦濤先生說西藏的穩定關係到全國的穩定之講話後,我對開啟一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時代充滿了期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不論我如何誠心實意的為避免漢藏分離而進行努力,有些中國領導人仍繼續對我進行毫無根據的指責和批判,尤其是從今年的3月10日以來,為發洩長期積累的怨恨和不滿,在以拉薩為主的西藏三區許多地方爆發了民眾自發的和平抗議示威,而中國政府則竟然馬上就指責是我挑動製造了這些事件。

對此,我呼籲組成具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組織,對事件進行徹底的調查,澄清事實,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籲全球所有的漢族同胞們,不論你們身處何地,請關心我們兩個民族間存在的問題,盡心盡力的去消除彼此間沒有必要的疑慮和猜忌。為了促成和談,在寬容理解的基礎上解決西藏問題而做出貢獻。

祈願世界和平安樂!

釋迦比丘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於西元200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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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發表公開信再次要求與中國當局對話,西方各國也呼籲中國當局和達賴喇嘛對話,但北京當局對此一直以消極態度對待。香港明報稱,中國當局對解決西藏問題採取「拖」的辦法,「拖死達賴」讓藏人群龍無首。有熟悉西藏情況的大陸專家指出,當局並不懼怕海外流亡藏獨組織的激進化或暴力化,反而更擔心達賴個人魅力在西藏民心的「柔性」滲透。

明報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西藏問題專家分析稱,雙方很難對話,短期來看幾乎不可能。不過,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也不是沒有可能。若如果對話成功,達賴回國居藏居京均成隱患:如果住西藏將威脅在當地的治理,但讓達賴定居北京,給外間的觀感形同軟禁。還有跟隨達賴流亡印度達蘭薩拉11萬藏人回西藏的問題,當局顯然沒有打算讓這11萬人全部回西藏。

為免陷兩難,中國當局對待西藏問題,目前看來是採取「拖」的辦法,「拖死達賴」讓藏人群龍無首。亦有專家認為,拖到達賴過身後,一種可能是官方利用其轉世靈童來轉移藏人的忠誠,而海外的藏人則乾脆另起爐灶,實行政教分離,不再追隨小達賴。達賴身後的西藏問題,宗教色彩將大減,轉變為民族、甚至是民主人權問題。

報導指,至於藏青的激進或暴力行動,當局並不擔心,因為分離勢力一旦走上恐怖活動一途,在國際上就失去了正當性,就像疆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