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6日 星期日

從達富爾到胡佳被捕

從達富爾到胡佳被捕◎ 許 行

●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指責北京奧運前夕中國當局對人權活動人士、記者、律師和少數民族的政治迫害不斷增強。
北京市副市長、也是北京奧運組委執行副主席的劉敬民,最近在回答法新社記者提問時表示: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北京奧申委在向國際奧委會全會作陳述時曾經講過,北京舉辦奧運會,將極大地促進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同時也包括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因此在奧運籌辦的過程中,我國已經有力地促進了人權事業的發展。
  但是歐洲議會卻有不同看法,它最近一致通過了一個決議,認為北京在奧運臨近之際,中國當局對人權活動人士、記者、律師和少數民族的政治迫害不斷增加,因此它要求國際奧委會公佈一項評估報告,說明中國二○○一年申奧時所作出的改善人權承諾的落實情況。
達富爾屠殺事件困擾北京奧運
  關於奧運前的中國人權問題,包括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國際性的,它關係到中國在蘇丹殘殺達富爾族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
  蘇丹政府與達富爾人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二○○三年七月局勢突趨惡化,在蘇丹政府支持下的牧民武裝部隊對達富爾人進行了殘酷的殺戮、搶掠、姦淫和燒村,達到種族滅絕的程度。有超過一千六百個村莊被燒毀,四十萬人死亡,二百五十萬人離開家園 ,二十萬人逃往鄰國。世界各國都譴責蘇丹滅絕人性的屠殺,但中國卻認為這是蘇丹內政,反對大國干涉,甚至不贊成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原因是蘇丹有六成石油賣給中國,中國則賣給蘇丹武器,而這些武器正是蘇丹用來進行種族滅絕屠殺的。因此國際上普遍譴責中國,甚至有人倡言杯葛北京奧運。
  曾拍過《辛德勒的名單》和《侏羅紀公園》等名片的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曾兩次寫信給胡錦濤,希望中國對蘇丹施加影響力,停止種族滅絕大屠殺,均沒有得到回覆,因此他於二月十二日宣布放棄擔任北京奧運會的藝術顧問一職。他說:「他的良心不允許他繼續像平常那樣工作,將時間和精力放在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的儀式上,而是要放在盡全力結束達富爾的屠殺上。」跟著,有八十位世界著名人士致書胡錦濤,呼籲中國高舉奧林匹克精神,對蘇丹施加壓力,其中包括八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如貝洛大主教和圖圖大主教等,十三位奧運運動員,五十六位各國國會議員,以及著名明星如米雅花露等。二月十二日,美國國會一百二十位兩黨議員簽署一封致胡錦濤的公開信,呼籲中國運用它的影響力,協助推進達富爾地區維和工作。同在這一天,一個稱為「達富爾之夢」的美國民間組織,也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處請願,呼籲中共不要把二○○八年奧運辦成帶有種族滅絕色彩的奧運。
  大概因為擔心參賽的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時表達同類政治訴求,英國奧委會在奧運選手的具結書中加上一項規定,要求他們「不得評論任何敏感政治話題」。這項具結書內容曝光後,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遭到普遍反對,事後,英奧委會執行長立即宣布同意撤銷。英國奧委會此舉被譏為「口套風波」。但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在一月底便公開宣佈,他不會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也不會去看任何比賽。王子的私人秘書透露,王子殿下這一決定,同他對西藏事務的關注有關,他在多個場合會見過達賴喇嘛。而西藏流亡詩人、也是「西藏之友」秘書長的丹真宗智,準備帶領一批青年,步行從印度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於奧運前抵達西藏,以甘地的不流血、非暴力精神進行返鄉運動。
對紙媒網絡的封鎖世界第二
  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凡是關心此問題的人都很清楚,在胡錦濤治下的人權狀況,比開放改革之後任何一個時期更差。首先是傳媒和網絡的控制比前朝更緊更嚴。其次是對異己者行動限制很緊,公然派警駐守異己者家門,甚至進入房內監視;對人權律師和維權知識分子公然動用流氓暴力,都是前朝所未有的;至於打壓上訪者、拆遷戶和村民抗爭分子的嚴厲,有增無減,尤其對付村民抗爭,竟至動用過血腥鎮壓。
就紙傳媒的情況而言。自從前年《新京報》、《冰點》被禁之後,去年初又禁了《百姓》雜誌。到此,實際上紙傳媒已完全沒有言論出界或擦邊球的聲音了。但官方還不就此滿足,竟將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辦的一份祗供學人閱讀的季刊《民間》,和一份從不發表出格文章、發行量僅五千份的電子版每月通訊《中國發展簡報》也給禁了,甚至連香港明報集團屬下的《亞洲週刊》,國內本來可以訂閱的,今年也禁止訂閱了,真有趕盡殺絕的態勢。現在唯一未禁的只有《炎黃春秋》月刊,該刊背景特殊,它受黨內一批元老支持,社長是前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于光遠和李銳過去都曾出任過副社長,平常該刊內容基本上都沒有超越官方查禁底線,以介紹史料和已逝人物為主,但偶會發表一點驚人之作,像不久之前發表前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倡導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文章便是一例,最近該刊又發表田紀雲的回憶文章,其中對趙紫陽有正面評價,並刊出趙紫陽相片,也沒受到禁制。這是萬籟俱寂之中碩果僅存的微弱異數。
中國對網絡控制之嚴,在世界上位居第二,僅次於伊朗。近年來控制的技術越來越嚴密,除了龐大的監控系統「金盾工程」外,中國設有一支人數龐大的網絡員警隊伍。無論安全部門、宣傳部門、包括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都設有管理網絡的機構,控制網絡服務商、網站、網巴和個人電腦,它們經常下發需封鎖的關鍵詞,圍堵一切收發資訊,去年又開發「間諜軟件」,偵查越牆破網用戶,真是無孔不入,嚴如鐵桶。據國際無疆界記者組織記錄,目前中國被監禁的記者、網絡使用者和部落客有八十二人。因此最近該組織向布殊呼籲,希望布殊利用出席北京奧運會機會,向北京施加壓力,終止言論審查,釋放政治犯。
程翔獲釋 胡佳被捕 高智晟失蹤
  二月五日,也即舊曆除夕之前,中共突然假釋香港著名新聞工作者程翔,官方的理由是程翔已服刑過半(已坐牢一千天,超過刑期五年的一半),符合假釋條件,這理由屬於自圓其說。如果說服刑過半符合假釋條件,為什國內著名「新青年學會」四君子,自二○○一年三月十三日被捕,徐偉、靳海科判刑十年,楊子立、張宏海判刑八年,至今都早已服刑過半,他們的家人多次要求假釋,靳海科更是兩次入院動手術,一身重病,何以至今毫無反應?再說,與程翔同案的前社會科學院副主任陸建華,被捕後既不見審判或定罪,也不見有假釋,簡直音訊全無,人間蒸發!可見中共對待良心犯,絕對內外有別。程翔的假釋,固然同香港政府的說項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奧運漸近,免得受國際輿論批評,才提前假釋。
  比程翔遲三天釋放的前《南方都市報》副主編喻華峰的情形便與程翔不同,喻華峰是服滿刑期出獄的,其情況同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去年九月刑滿出獄一樣。所以喻的出獄並不表示中共在奧運之前對異議份子有什麼寬鬆,剛剛相反,胡佳的被捕,高智晟的突然失蹤,呂耿松被判重刑,都說明當局並未因奧運而收起鎮壓異己分子的鐵錘。
  官方在奧運前逮捕胡佳實在太沒有道理。胡佳是一位佛教徒,心地純真,對人沒有仇恨只有愛心,完全是一位不計較個人利益的殉道者。所以在他三十六歲的年輕生涯中,他義務去內蒙古植樹,為保護藏羚羊,為關懷愛滋病患者,為支援維權分子和上訪者,作出奉獻,這是中國的聖徒,怎能算得上犯了顛覆政權罪?有傳言說,胡佳因反對奧運而被捕,可能國安當局有此想法,但律師騰彪對此己有專文解釋。騰彪說,胡佳被捕後,有關部門曾幾次叫他去談話,每次都問到他和胡佳共同署名的〈奧運前的中國真相〉一文。騰彪明白表示,這篇文章是他寫的,原是作為發起知識分子簽名聯署信的初稿,後來經過許多人修改,面目全非。但騰彪還想將原稿當作一篇文章發表,於是徵求胡佳聯名,胡佳僅對文字作了一些潤色,並加上幾句有關愛滋病患者權利的話,便同意了。該文沒有反對奧運,只是說「奧運會應該有利於促進社會的開放和人權狀況的改善,政府和人民都應該珍惜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努力推動人權進步和政治開放。」如果這樣的文字被視為反奧運,豈不太冤枉了嗎!
  看來,問題不是因為胡佳有什麼激烈的言詞和行動,而是北京當局本身在奧運臨近前對維持政治穩定有一種過分的緊張感。他們除了拆除上訪村,設法將上訪者遣返原籍之外,更著手防止異議人士與外國記者接觸,特別要防止他們與國家級的貴賓接觸,像德國總理幾次來訪時都要接見異議作家那樣。胡佳是一位有國際知名度的人,如果布殊出聲要接見他,當局就十分尷尬,不如先把他捉起來以絕後患。同樣的道理也發生在高智晟身上。本來高智晟自前年底被判三年徒刑五年緩刑和剝奪公民權一年後釋放回家,一直受到嚴密監視,去年九月又被綁去西安,現在連消息都沒有了,不知所蹤。
  呂耿松曾任浙江高等公安專科學校教師,因參加民運被學校開除,成為自由撰稿人,在網上發表了二百二十六篇文章,著有《中國貪官污吏》一書。去年八月被捕,春節前被判刑四年。現在中國異議分子已不孤立,呂耿松被判刑後,他的妻子汪雪娥不斷接到各地打來的慰問電話,有相識的,有許多是不相識的;從除夕到年初三,不斷有人登門相伴,使她深感友情的溫暖。
  現在距離奧運開幕還有五個月,不知當局對目前居住北京的異議人士將會採取什麼進一步的行動。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是臨近奧運,這些異議分子的處境越會嚴峻。國際人權觀察柏林分部發言人瑪麗亞娜.霍爾瓦根女士倒有先見之明,她說:「我們認為,奧運之前,中國人權狀況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將出現惡化。」這話會否一語成讖,不久便可分曉。